孙敬修是汉人，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一，就是一九零一年公历十月十二日。孙敬修出生的前一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孙敬修出生的前一个月，清政府和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陷入水深火热中。在这位“世纪老人”九十年的生命历程里，经历了清朝、北洋、日伪、国民政府、新中国“五个时代”，他对“五面旗帜”的岁月回忆，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那段跌宕光阴的真实记录，是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

清朝“黄龙旗”：老百姓民不聊生

孙敬修最早见到的，是绣着一条张牙舞爪大青龙的清朝“黄龙旗”，那时有皇帝，皇帝住紫禁城，就是现在的北京故宫。那时候，阔人家一个个长袍马褂，吃得肥头大耳，在街上提笼架鸟、横冲直撞，可是穷人们的日子却过得比黄连还要苦。

孙敬修小时候住的所谓“窝棚”，就是用几根棍子，靠着城墙支起来，顶上苫（shàn）上点破席的简易棚，冬不挡风、夏不遮雨，他的哥哥和姐姐，就是死在这个破席棚子里的。一年夏天，吃饱了饭没事干的阔人家少爷从城墙上往下推砖头，把孙敬修的哥哥砸得头破血流，姐姐的腿骨被砸折，俩人伤得很重，没钱治伤，不久惨死。

孙敬修五岁时，当洋车夫、靠卖苦力吃饭的父亲为改善家里的贫穷生活，铤而走险到非洲挖金矿，当劳工。过了三年，父亲出洋回来，没带回金银财宝，只带回走时的破铺盖卷儿。他在非洲矿底当了三年牛马，弄了一身的伤，一身的病，外国老板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父亲回国不到两年，不到四十岁就病故了，那时孙敬修才九岁，还有一个刚会吃奶的小妹妹。

在孙敬修的记忆里，那时的北京城，没有自来水和电灯，也没有柏油马路，更没有汽车、电车，交通工具有马和轿子，还有人力车和一个轱辘的手推车。除了通往皇宫去的路是大石头铺成的外，街道大都是碎石土路，每遇刮风下雨，便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那时的卢沟桥，是一座“灾难桥”！卢沟桥边的老百姓，让水灾、旱灾、虫灾，各种天灾人祸害苦了，冬天，有人冻死在桥头；夏天，有人饿死在桥头……

那时在北京住的洋兵，谁也惹不起。孙敬修经常在大街上看见洋兵打中国百姓，受苦最深的是那些人力车夫。

北洋政府“五色旗”：一切如故

孙敬修十岁那年，清帝退位。“黄龙旗”被取消了，北京城头升起了“五色旗”，旗上是红、黄、蓝、白、黑等五种颜色，象征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国父孙中山”的名号家喻户晓。看到这“五色旗”，孙敬修充满希望，老师对他说：“革命成功了，皇帝倒台了，外国兵再也不敢在中国为非作歹了！”。

可是，这之后，孙敬修看到的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看到的是奉系军队以及其他一些军纪败坏的部队，到城里买东西，张嘴就骂、举手就打的现实。

在灯市口华语学校当教员时，孙敬修听过冯玉祥将军的讲演。冯玉祥是个大高个儿，身着灰色军装，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腰间系着皮带，他说南方某军队是“双枪兵”，一杆是步枪，一杆是大烟枪，扛大烟枪、抽大烟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呢？

“黄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寄居在大妈家的孙敬修仍然当“使唤小子”，外国兵仍然在北京横行霸道，东交民巷仍就驻扎着外国兵……一切还是老样子。

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旗”：

老百姓的“窝头危机”

1927年，北京城挂的“五色旗”摘了下来，换上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这时的孙敬修，已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成为一个二十七岁的小学教师，他见惯了中华大地的战火纷飞，写过一篇题为《论党争与国家兴衰之关系》的文章，谴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对此深感厌倦。

从1927年以后，孙敬修的孩子接二连三的出世，他虽然在汇文一小当初级部主任，但终究是个“穷小教”，生活的重担压得他步履维艰。为了让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儿，孙敬修简直拼了命，下了课就跑电台，除了国营的北平电台，还去了几家私营电台，什么“民生电台”“华生电台”“胜利电台”，只要请他去，他就去，讲《聊斋》《一千零一夜》《福尔摩斯大侦探》……就这样，家里还常常出现“窝头危机”。

为了多挣几个钱，孙敬修又接了晚上教家馆的活儿。那时候，阔人家为了壮门面，讲究家里得有“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家庭教师”，家庭教师排在“肥狗、胖丫头”之后，阔人家叫孙敬修去给他们家的孩子做家庭教师，好在人前夸耀：“瞧！我把在电台讲故事的孙敬修雇到我们家哄孩子了！”

教完家馆，天大黑了，孙敬修忍着饥肠，骑破车回家。扒几口饭，又得赶着给学生改作业、批卷子、备课、写故事稿。冬天的日子最难熬，夜里，屋里的炉子灭了，很冷，孙敬修披着棉被坐在炕上开夜车。

一个冬天的晚上，孙敬修教完家馆，顶着西北风，蹬着自行车往家走。快到家了，街上的路灯被大风刮坏了，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清。孙敬修骑着骑着，车把一歪，连人带车滚到了路旁的明沟里。那时候，街两旁的明沟是流脏水用的，孙敬修忍着疼，把自行车从沟里拖出来，坐在沟边，揉着被摔疼的腿，忍不住掉下泪来。穷小教、穷小教，这份罪，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啊！掉一阵眼泪，还得忍着疼往家蹬，到了家，怕妻儿担心，孙敬修还得装着没事儿一样，笑呵呵的，就是为了全家能吃上窝窝头啊！

日本侵略者的“膏药旗”：

亡国奴的滋味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军队进攻宛平城，卢沟桥畔炮声隆隆，好多中国将士牺牲了，有更多的人受了伤，陆续送回城里，住在北京城的医院。孙敬修带着学生去慰问伤兵，给他们演节目、写慰问信、做慰劳品，还给伤兵唱“打倒日寇，保卫中华”的爱国歌曲。但北京终究没有保住，不久就沦陷了，日本军队开进了北京城，北京城头挂起了日本的国旗，中国人戏称为“膏药旗”，这是孙敬修在北京城头看到的第四面旗。

从那时起，中国人成了亡国奴，孙敬修所在的“汇文一小”改名为“盔甲厂小学”，来了个日本教官叫大桥，四十多岁，成天绷着个脸，谁见了他都得鞠躬敬礼，大桥成了学校的“太上皇”。他规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全得学日语，作为一个中国人，谁没点儿民族自尊心呢？这亡国奴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啊！

据孙敬修追忆，日本统治北京期间，中国老百姓连玉米面都难吃上，只配给混合面。这种混合面，既不好看，又不好吃，里边掺了不少麸子、橡子面，有时候还有锯末和老鼠屎。每天吃这个，老百姓个个面黄肌瘦，混合面不好消化，人都拉不出屎来。就这，还是配给的，得排队去挤。

那年月，什么都缺，为了买点煤，得先领购煤证。为抢到煤票，大半夜就得在东交民巷东口的大铁门外头排大长队，一站半夜，冻得直哆嗦。到天亮，大铁门一开，人们拼命往里跑，都怕抢不到煤票，有的跌破了头、摔伤了腿，好不容易领到煤证，自己还得到朝阳门外去拉煤，拣煤核儿。

那时的饭桌上，很难见到菜叶。秋天，城外大白菜收割了，家人就去菜地里拣扔下的白菜帮子、烂菜叶儿。拿回家，洗洗，用清水加盐煮煮，就算是饭桌上的“美味佳肴”了。

那时，连日本小孩都敢欺负中国人。一个日本小孩竟把长竹竿伸进孙敬修的自行车轱辘里，车条断了好几根，孙敬修也摔了大跟头，淘气的日本小孩在一旁又蹦又跳……人在屋檐下，孙敬修敢怒不敢言。

为补贴家用，孙敬修除教课外，还自制冻疮药，每块定价两角钱，卖一块能赚两三分。挤煤证、拣煤核儿、拾菜叶、卖冻疮药，这就是孙敬修亲身见证的日本“膏药旗”下的亡国奴生活。

那时，孙敬修想通过在电台讲故事的方式，传播爱国主义，比如《大鼻子象也知道爱国》，以此发泄对日本人的愤恨！他借用《老黑奴》的曲调，编了个《灭蝇歌》，日本人听出了孙敬修的“弦外之音”，不准他以后再讲这样的故事、唱这样的歌。孙敬修一气之下，打算就是穷死，也再不到电台讲故事了，再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这时，一个在电台管少儿节目的叫王栋岑的人找到他（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劝告他：“孙先生，您听我一句话，中国小朋友愿意听您讲故事，您不讲了，他们多失望啊！电台的‘儿童时间’，由一个中国老师讲故事，起码可以把这段时间给占领了呀！”

王栋岑还建议孙敬修在电台播节目时，改名字，以避日本人的耳目，叫“柳稚心”，孙敬修言听计从，他用这个“假名”，一直讲到日本投降。

日伪时期，是灾难深重的八年，生活艰难，人格受辱，孙敬修简直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在这心酸的八年间，孙敬修先后失去了三位亲人：二女儿孙爱来、伯父、母亲，他们全没能看到光复的那一天。

国军入城 物价飞涨生计艰

1945年，日本投降了，举国欢庆，人人欢庆，北京城的老百姓，为了发泄八年亡国奴的仇恨，捣毁日本商店，烧毁日本膏药旗，青天白日旗在北京城头高高升起！

听说中国军队要来了，孙敬修和老伴一大早就随着人流，来到了前门火车站，欢迎国军入城，大家喊着口号，想着这八年受的苦，鼻子一阵阵发酸。可是，孙敬修见到的国军，一个个萎靡不振、懒懒散散，脸上一点笑容儿也没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对欢迎的人群吆三喝四、横眉竖眼。这时，突然起了大风，飞沙迷得人睁不开眼。

从“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后，孙敬修在电台讲故事，又恢复了“孙敬修”的名字，可是没过多久，孙敬修心中的热情就凉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一批又一批地来，他们发了横财。日本人走了，美国兵又来了，他们驾着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撞……难道，这就是老百姓苦盼了八年的“光复”吗？

日本统治时期，中国老百姓已够苦了，可是光复以后，物价像火箭一样往上飞，这叫老百姓怎么活呀？于是，孙敬修编了《物价歌》，在电台播唱，唱唱这样的歌，替老百姓发泄胸中的闷气。

那时，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连败退，北京城里老百姓的生活更不安定了。各小学实行了“裁员减薪”，不少教师失了业，就是没失业的教师，每月也只能发半薪，这让人怎么活呀！小学教师实在憋不住了，组织了罢教游行，孙敬修也参加了。

不久，北京城被解放军包围了。那时北京城的国民党高官，都在琢磨逃跑的办法，东单的古牌楼被拆了、大树被拔了，临时修了个飞机场。哈德门内的大街上，用席子支起一道墙，把飞机场围了起来，不让老百姓往里看。即便这样，国民党的电台、报纸，还在吹什么“节节胜利”。孙敬修和老伴等孩子睡了，听共产党的“新华广播电台”，在苦难中盼希望，盼着北京和平解放。

北京城飘扬起五星红旗：

“穷小教”喜获新生

1949年2月3日，北京城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解放军入城式。千家万户的大人、孩子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大街两旁。这时，孙敬修已经是年近半百的人了，仍和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一起，站在东单十字路口，此时此地，抚今追昔，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孙敬修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挥动着手里的一面纸做的三角旗，上边是他亲自写上的三个字：“真高兴”，这是他的心里话。

孙敬修多年后回忆，那时，解放军的战士走过来，他们满脸风尘，朴实憨厚；解放军里那些“当官的”，也是一身旧棉衣，一脸的和气。炮车和坦克车开过来了，轰隆隆，震撼着古老的北京城的大地，炮筒上挂着鲜花，坦克兵从炮塔里探出身来，向北京城的人民敬礼。人们跳跃着、欢呼着，孙敬修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声音融汇在一起：“庆祝北平（北京旧称）和平解放！”“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下午4时，当看到天安门前一面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听到毛主席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孙敬修的热泪顺着面颊淌下来。他和小学老师们一起高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这个人民中国的新纪元，他忘了渴、忘了累，并暗下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

1988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88岁的孙敬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结束语：我在过去的八十七年里，经历了北京城头飘扬的“五面旗帜”，如果少年朋友们看了这本书，能了解到一些中国现代的历史，明白了一些道理，那就是我最高兴的事了。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