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崔凯去福建讲课，感受颇深。学员们虽然对东北文化不很了解，甚至连央视春晚都不大看，但提起崔凯创作的《红高粱模特队》和《牛大叔提干》还是念念不忘，至于潘长江主演的《过河》《桥》，学员们能一起唱出来。

“这就是我常说的，作品要与时代同步，要能够记录这个时代，前几天《红高粱模特队》在网上又传起来，有朋友发微信给我说这是向经典致敬，我说这就是创作的生命力，20年过去还能流传。”从1971年从事文艺创作开始，崔凯的创作就从未离开过他生活的时代和父老乡亲。

人物简介：

崔凯，国家一级编剧，辽宁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文联副主席、辽宁省曲协主席。

自1971年从事文艺创作以来，发表曲艺、戏剧、影视剧本、喜剧小品、文艺评论等作品600余篇（部）。代表作品有：戏曲《摔三弦》《闹鱼塘》《双飞燕》《审舅舅》，吉剧《贵妃还乡》；喜剧小品《十三香》《对缝》《老拜年》《牛大叔提干》《桥》《过河》《红高粱模特队》《说事》《送水工》、《不差钱》等。

《红高粱模特队》来自一次采风

崔凯的专职创作生涯从1977年开始，《十三香》里的恶性市场竞争，《送水工》里的留学生，《对缝》的皮包公司等等，都是他在工作生活中观察到的时代热点问题。

提起最近抖音上再次火爆的《红高粱模特队》，“大棉袄二棉裤”“土地是妈劳动是爹，只要撒种啥都往出结”经典重现，崔凯也是有所耳闻。“你看有一年央视把《过河》又拿出来了，包括《十三香》也有小青年给改成摇滚版了。证明你的作品要有根儿，就能够流传，能够影响一代人。”

说到“根儿”上，崔凯想起上世纪90年代，巩汉林、潘长江、黄晓娟已经有了名气，他电话说，你们别光顾着挣钱，得接点地气。然后他拉着一大帮明星到大连体验生活。

从三十里铺到金州再到皮口，常佩业、贾承博、黄晓娟等人跟着崔凯走了一大圈，在皮口他们看到了一个创业典型。“非常了不起，皮口有个姓孙的妇女，她把缝纫社发展成一个服装集团，给徳、美、日等国家来料加工，以前皮口经常旱，就是这样的创业典型把大家给带富了。老太太看到我们特别热情，说这么多艺术家来了，太好了，把仓库打开，你们看什么服装好挑走。”崔凯回忆到这也笑了。

老太太提到镇里有个小宣传队，每年服装集团给宣传队拿点钱，让他们排点节目，大伙自己也乐呵。她希望这些艺术家能一起看看节目。

于是第一次这么多明星坐在台下，巩汉林、潘长江、黄晓娟、常佩业、贾承博看着农民穿着自己做的服装在台上走模特步。“我当时特别怕大家在台下笑，但我又很感动，这些农民原本很穷，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富裕了，有了美的追求，也让我有了创作冲动。”

后来崔凯才知道，1992年万元户就很了不起时，这位草根企业家已经肯掏出100万元来做宣传队。最后他的作品主题喊出了“土地是妈劳动是爹”，公开喊出了“劳动者最美”的观点。这部小品也成为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

《牛大叔提干》与《红高粱模特队》

如果说1989年崔凯创作的《对缝》是对皮包公司的辛辣讽刺，那么《牛大叔提干》就是对大吃大喝现象的直接抨击。

这部作品登上央视春晚后引起了极大反响，是当年点播率和重播率最高的一个作品，它的辛辣程度至今没有作品可以超越，它的诞生如此偶然，也顶替掉《红高粱模特队》先登上央视春晚。

那年春晚崔凯带着《红高粱模特队》进组，念了本子后，导演组和闫肃都说这个作品好，包袱也好。没想到当天中午总导演就给崔凯打电话，下午总导演和闫肃到了房间，闫肃给崔凯新出了个题目。

当天中午，央视刚刚播报一条基层干部大吃大喝的新闻。闫肃希望崔凯做这个命题作文。崔凯问，这个我能写出来，能播吗？别写完给毙了。闫肃说，你先合计怎么写，我们请示一下。崔凯回忆当时写的是牛大叔因为学校没有玻璃然后找乡长批一箱玻璃，看到大吃大喝的场面牛大叔非常伤心，最后落笔在“扯蛋”。

后来剧本做了一定的修改，但即是如此，《牛大叔提干》也成为30多年央视春晚中的小品经典。

《红高粱模特队》则晚了两年才登上春晚舞台。

让崔凯遗憾的是当前的创作局面，“现在有些小品真就是没有内容，也没有完整的主题和追求，光是堆搞笑的小段子。”他最近两年经常在外地讲课，也对小品和民间小戏的创作进行了关注，可以看到很多辽宁的中青年骨干在外地工作，而仍在辽宁的创作队伍人才匮乏青黄不接，表演队伍领军型人才越来越少，也是制约辽宁艺术发展的重要原因。

火辣的东北 独特的文化DNA

在戏曲创作方面，崔凯也是深深植根于辽宁文化土壤。“东北的黑土地文化，只要拿出来好作品，那种火热、浓烈的情感，就能看出东北文化独特的DNA。”

他曾经和郭大顺先生探讨过辽宁文化起源的问题，在接受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采访时，他也视其为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课题。

“简单地说辽宁文化是移民文化是不客观的，我记得2018年5月国务院文化探源工程中提到的母亲河除了黄河长江之外，还有西辽河，这意味着四五千年前这片土地上就存在着文明的起源。”

那么从艺术角度来看，东北的地方戏曲、曲艺门类起源自何时呢？东北三省的专家意见并不统一。

但崔凯认为《诗经》搜集的民歌在成为书面文学之前，都是口口相传的口头文学，那么讨论辽宁艺术的源头，就应该追溯有文字记载之前的时期。

在崔凯探索的脉络中，红山文化中可以看到很多玉雕和陶制品，制作工艺和图形制作都有了一定水准，证明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先民有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红山文化2号墓周围有陶烧的物品，没有盖和顶，考古专家也没能解答。崔凯则分析这是祭祀用的乐器，蒙上兽皮就能进行击打。无法进行生活实用的东西，那可能就是用来寄托精神，形成了一种规模和习惯，一个区域的集体记忆。

“那么如果我们的文化是从西辽河时期起源，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变迁，后来说这种移民作为我们的文化基础，就是割裂开来。”

推及东北二人转和地方戏，这些艺术形式又是源于哪呢?崔凯说大秧歌或者河北莲花落的说法都没有真正的文字记载，都是民间艺人的口口相传，但崔凯对此持怀疑态度。

“山东没有载歌载舞讲述故事的说唱形式，河南也没有，河北的莲花落艺人又说是看东北的蹦蹦戏学来的，那么这种载歌载舞说唱的叙述形式到底从何而来呢？我认为把时间线从西辽河追溯下来，和我们的红山文化相关。”崔凯认为从文艺研究的角度，这样判断更为客观。

“从上古时代就出现了萨满，在节庆时和祈雨时，都是祭祀仪式的一种流传和演变，辽河流域、鸭绿江流域都有这样的民间说唱方式，这就有点像《荷马史诗》的叙述了。” 在后来整理的文艺作品和民间故事，大多通过这种萨满活动中唱过，萨满对东北地区人民的生活影响不可小觑。

在民间文艺田野作业过程中，搜集了大量萨满神歌，生动地反映了东北风情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成为东北民间艺术源流的最好证据。

就是这样一代代口口相传，直至明清时期才有了唱本。崔凯在做生产队长时还碰到过有人能够从头到尾唱下来，唱的内容包括朝代的标签，山海经故事以及伦理道德故事等等。

《包公赔情》变成二人转唱本后，里边可以看到对整个白事的描述，老百姓可以根据这个发送老人；有的唱本又成为老百姓办喜事的样本。

“我们理解一种生活产生一种文化，又反过来规范我们的生活，这种在精英文化之下暗涌的民间文化、民风民俗也就规定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西辽河文明也给辽宁地域文化带来了自信。

从创作者到引领者

1971年崔凯开始文艺创作，1977年进入专业文艺创作，他和张惠中、张超、乔杰、李春明这一大创编团队，影响了40年的中国小品创作，创造了辽宁风格的喜剧小品。

如果有一个作品确立了这种风格，崔凯认为是《摔三弦》和《闹鱼塘》，从那开始这些小戏（指有说有唱）如《闹鱼塘》《双飞燕》也影响了后来的《红高粱模特队》和《过河》，在这些小品里也都带唱。

不得不提的是由崔凯创作、潘长江闫淑萍演出的的小品《过河》首开歌舞小品先河，留下了东北风格的经典同名歌曲。

“我们今天来看改革开放40年辽宁曲艺繁荣成功的经验就是抓创作，创作作为中心环节，艺术家要把作品作为立身之本，所以能走出这么多人，是因为有作品。”

崔凯回忆说他1986年担任辽宁省曲艺家协会秘书长后，当年就组织了创作笔会，组团东北三省民间艺术节，一共就六个一等奖，全部被辽宁拿走，后来评委会没办法，只能给了承办方一个创作奖。

1987年崔凯为了举办业余青年相声大赛培养人才，邀请了姜昆、侯耀文、高英培、陈佩斯、范振钰这些名家来当评委，并且给评委们下了“任务”，除了当评委，还要收徒弟。

结果侯耀文看中了嗓门最大的陈寒柏，姜昆、师胜杰也各有所得，为辽宁曲艺带出了一批优秀人才。

从《闹鱼塘》到《摔三弦》，从《红高粱模特队》到《牛大叔提干》，从《过河》到《桥》，创作的作品风靡全国。

从创作者到引领者，组织各种大赛，培养各种人才，他合作、培养的人才已经成为全国的曲艺精英。

作为辽宁曲艺家协会的掌门人，崔凯在培养人才、繁荣创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把辽宁曲艺带进了全国先进行列，被称为“辽军”。

崔凯说，希望能够多些机会和中青年创作者沟通交流，引领大家创作与时代同步、记录时代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