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蒙的书，你可能会被他的肆意才情所感染，也可能会为他老辣精准的笔力所折服。在这本新作《生死恋》中，我们看到王蒙将世界与中国、个人与时代、历史与命运置于一个完全打开了的背景之上，从1898到2018，从北京胡同到美国圣何塞，从“蜂窝煤”到“洋插队”，将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沧桑，纳于男女主人公“生死恋”的叙事构建中，寄托着对世间万象人生悖论的深度思考。

关于《生死恋》一书，王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本书的题目虽叫《生死恋》，但在这四篇小说里，《邮事》的影响也非常大，因为这是写邮局的，而且不是虚构的，里头几乎每一个邮局，哪一年在哪个邮局什么情况，我说的都是真实的，姓名倒是有虚构的。这个故事被《小说选刊》选了，被《小说月报》选了，被《中华文学选刊》选了，而且还登上了中国邮政总公司的机关杂志。还有《地中海幻想曲》，《读者》选的，那个小青年儿喜欢的《读者》，85岁糟老头子还能让《读者》那么青睐，有点儿欣欣然。所以，一个人要是80多岁还能写小说，真是幸福。

近70年来，王蒙可以说是一直在写作，关于如何理解文学和时代的关系，王蒙说：“我认为这当然是非常的明显的。因为生活，尤其是在中国，不同时代的变迁，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发展、语言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发展都非常明显。所以当你把生活写得具体、写得真实、写得感人的时候，马上就会看出所谓的时代不同。那么，尤其文学圈子的人还喜欢说一个词，就是“时代精神”。以改革开放时期为例，那时候语言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心理状态不一样，生活方式也不一样，商店的情况不一样，挣的钱也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常说的很多东西都是和这个时代的变化有关系，包括我们说传统，我们说初心，我们说诸子百家，我们现在说优秀的文化传统，那么和孔子和东周时期讲，感染的那个点绝对不一样。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他保留住，或者能够坚持住对生活的兴趣，能够坚持住对新生活的体验，能够坚持住对人的这种兴趣，那么这里头它的时代性就出来了。作为一个灵动的作家，一个时刻想念着新作品的作家，他跟时代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有时候，没有人告诉你这时代变了。比如说我写的《风筝飘带》，我第一个描写的是什么？就是东单那边的一个最早出来的什么星海钢琴啊，什么类似这样的广告，如果一旦这儿发现了可口可乐的广告，那就更不一样了，变化又不一样了。或者你看到一种什么标语又不一样，树长的也不一样，这个时代长的树和那个时代长的树就变化多了。我原来我在平谷的山区，还有个农家院，最近处理掉了。农家院我也觉得很清楚，你十年前看山上的树，和十年后山上树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经过各方面对绿化的提倡，年年植树。吃饭的味儿也不一样，穿的服装也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本身就是文学中的一个因素，我们说的很多事都和这个有关系，比如青年、老年、幼年，这就是时间。表现的就是颓废、幸福、亢奋，也跟时间有关系，说沧桑的当然更跟时间有关了，不可能说一分钟前跟一分钟后就沧桑起来了，而当时间的因素进去以后，出来了多少戏剧性，多少感慨，多少故事，随便一句话，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这又有多少感悟？所以，一个对时代、对时间丧失了感觉的人，也许做别的工作更合适。

王蒙坦言：“我在年轻的时候，比如我1953年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种如醉如痴的状态，到现在2019年了，我仍然如醉如痴。”这么多年来，王蒙的写作生涯有哪些信念或者习惯改变了？而对于写作的这种痴迷的状态，又是如何保留下来的？

对此，王蒙回答：“改变当然有很多，原来都是用笔写，从1991年起就是以打电脑的键盘为主了，小茧子磨了28年，和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取得政权的时间一样，手上那疙瘩还在。”

“有个小朋友特实诚，她就问我说王老师，您现在有没有提笔忘字、文思枯竭、搜索不能、欲写不能？你说她问得多可爱，可是我怎么回答？我能怎么回答呢？我要回答说“没有！”，你跟人家一个小女孩，你想卖萌啊？！我就说我暂时还没有，估计明年就会了。这样也表示我挺谦虚是不是？“要是明年还没有呢？”我说‘那再明年。’但是，现在各种衰老的现象在我身上也非常明显。我戴着助听器，别人说话有时候听不清。另外，跟人对话时间一长，我回答的也许就不是刚才人家问的问题了。可是老了老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见到的事儿多了，知道的事儿也多了。比如你想写嘚瑟的人，不知不觉你脑子里头就有几百个形象，随便那么一写就能出来，是吧？”

“想写悲哀还不容易吗？左右逢源，俯拾皆是。抓来就跟变魔术似的，一张手出来，燕子。这么一抓是一张扑克牌，那么一抓是一款钢笔，而且是德国最贵的。所以，人积累了很多人生的经验，积累了各种各样的见闻，阅尽万象万物，写起来就有一种自个儿货多，长袖善舞的感觉。当然，这也得改编，不改编不行。也有一种作家，就说如果不是真实的我就不能写，这种我也有点怀疑，尤其是被大家崇拜的小说家，比如张爱玲，她也说没有真事她就写不了。我怎么谦虚谦虚着，忽然就要向张爱玲挑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