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6月23日无人机拍摄的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宫殿区。

这是在发掘中的良渚古城遗址（2011年3月9日摄）。

这是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

中国良渚古城遗址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55处，位居世界第一。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世界遗产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时表示：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20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是见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文化遗址。

与广为人知的殷墟、三星堆等遗址相比，良渚古城遗址所处年代更为久远，其价值多年来一直居于中国考古界的最高层面。

实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

良渚是杭州市余杭区的一个地名，地处天目山东麓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带。良渚，意即美丽的水中之洲。

而在这片美丽之洲上，在距今4300-5300年前，曾经有一座三重城：宫殿区(39万平方米)、包括前者在内的内城(280万平方米)以及外城(351万平方米)。古城内外有宫殿、祭坛、贵族墓地、手工作坊……良渚先民创造出了一套包括玉璧、玉琮、玉钺在内的玉礼器系统。

而在古城的西北方向，还有一整套中国最为古老的水利工程。它利用原有山体、孤丘，又兴建了11座堤坝拦蓄出13平方公里的水面，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分别是杭州西湖的1.5倍和4倍，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

据测算，良渚先民兴建城市和水利系统的土石方用量达到了1005万立方米，这体现了高度的规划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诸多考古实证显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在1000年间，良渚古城是这个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

“精神融入大华夏，世胄延绵万年长！”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写过长诗《良渚颂》。他曾评价说，良渚遗址的文化发展水平在全国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最高，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最有希望。

著名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在20世纪90年代就论证了良渚文化所属的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进入文明阶段，良渚文明应该是神权军权并重的神王之国的国家形态。对于良渚古城，他曾评价说，它在国内独一无二，其意义与价值可与殷墟媲美，更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可称为“中华第一城”。

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华文明

学术界曾经有过一个“文明四要素”的标准，文明需要有城市、大型建筑、青铜器和文字。目前，由于只有在殷墟才发现大量青铜器以及铭记有文字的甲骨等遗物，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仅始于殷商时期。

近年来，众多国际专家学者面对面地了解了良渚遗址的考古情况。“良渚遗址作为5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区域性国家”逐步成为他们的共识。

国际考古学权威、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就表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

201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伦福儒再次表示，如果放在世界的框架上来看，良渚把中国国家社会的起源，推到了跟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文明同样的程度，四者几乎同时。

同年年底，《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正式刊发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伦敦大学等机构的学者共同写作的论文《5100年前中国最早的水利系统》。良渚考古成果登上了国际一流权威学术期刊。

在本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样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国以及该地区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认同、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证据，同时揭示了从小规模新石器时代社会向具有等级制度、礼仪制度和玉器制作工艺的大型综合政治单元的过渡，代表了中国在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考古“申遗”，走向世界

“良渚遗址的考古与保护，凝结了几代考古人和文保人的汗水和心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当年的良渚古城考古发掘领队刘斌研究员如是说。

1936年，考古学家施昕更在家乡良渚发现了多处史前遗址。1959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首次公开命名“良渚文化”。

1979年成立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良渚考古作为一个重点，至今，已经在当地100平方公里内发现各类遗址270余处，7次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发现于21世纪初的良渚古城和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双双荣获中国考古学会全国田野考古一等奖。这是中国考古界的最高奖项，至今只评过13个。

2018年1月，良渚古城遗址被确定为我国2019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国家文物局代表缔约国政府签署申报文本，正式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标志着良渚申遗正式启动。

良渚古城遗址的世界遗产申报范围包括14.3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和99.8平方公里的缓冲区。其中，遗产区由瑶山片区、城址片区、谷口高坝片区和平原低坝—山前长堤片区四部分组成。

在本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从最初发现到成功申遗，83年间，良渚遗址成功走向世界。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表明了良渚古城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国际上得到了高度肯定和充分认可，意味着它所代表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意义重大。”刘玉珠表示。

解密良渚

五千多年前，繁盛于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中国早期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篇章。近40年来，随着考古研究不断深入，良渚先民的生活也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良渚人如何建城？

良渚古城位于山区与平原交汇之地，背靠天目山丘陵，面向广阔的河网平原，周边地区正好是一个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C字形盆地。发达的水系连通太湖，广阔的平原湿地适宜发展稻作农业，广袤的山地潜藏着丰富的玉石木材和动植物资源。可见，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应是良渚古城选址于此的原因。

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湿地上兴建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介绍说，当时，人们先在湿地上堆起墩台，再在上面修建房屋和宫殿。人们喜欢游览的江南水乡古镇，就是同样的格局。

古城的规划营建经历四个阶段：营建初期，古城外东北部已有贵族墓地；随后，良渚先民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兴修水利，建王陵、设作坊，初步形成了古城各区域格局；接着，良渚先民们修筑城墙，营建古城内城；最终，良渚古城外城的营建标志着古城格局的形成。考古学家测算了工程量，它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建成。

良渚人吃什么？

2010年，考古学家在莫角山东坡发现一处因粮仓失火形成的废弃炭化稻米堆积坑，据测算，堆积的炭化稻米总量约2.6万斤。后又在池中寺台地，发现有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废弃炭化稻米堆积，初步测算炭化稻米总量是莫角山东坡堆积坑的十倍，这意味着良渚时期，稻作农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北京大学副教授秦岭指出，良渚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这与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产生的文明有着鲜明区别。无论是特有的石犁、破土器、镰、刀等成熟的石器农具组合，还是遗址群东侧茅山遗址发掘所揭露的水田系统的规模和水管理体系，都显示出良渚文化在稻作农业上的成就，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世界范围同时期文化中具有唯一性和先进性。

除了发展稻作，良渚先民还养殖栽培，渔猎采集，“饭稻羹鱼”的农业形态已经形成。良渚先民以稻米为主食，以猪、鹿为主要肉食，以鱼、螺蛳、蛤蜊等为水鲜，以甜瓜、菱角、葫芦等作为果蔬，饮食结构丰富多样。

良渚人怎么出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介绍说，良渚古城有9座城门，但只有1座陆门，剩余8座皆为水门。古城内城的古河道纵横交错，它们为顺应地势人工开凿，或利用自然河道进行人工改造而成，或沿城墙两侧平行蜿蜒，或贯穿于台地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河网系统。

另经考古发掘证实，良渚人的常用交通工具，有用单根树干挖成的独木舟，以及用竹材捆扎而成的竹排。为这些竹制交通工具提供推力的，既有简单的竹撑杆，也有制作精细的木船桨。这两者也均被发现于良渚古城遗址区的河道中。

良渚先民临水而居。考古队员在古城内发现过良好的木构护岸遗迹。当时的河道两岸分布着成排房屋和临水码头，先民乘独木舟、竹筏穿梭其间。在优越的水上交通环境中，无论是主食稻谷，还是建筑材料，或者陶器等日用品，都可以通过水路交通运输到城内。

良渚人崇拜什么？

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纹，是良渚玉器最主要的纹饰主题，也是神崇拜最直观的表现。

神人兽面纹在良渚古城遗址内被大量发现，遍布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北京大学教授赵辉认为，这种神人兽面纹在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内都有发现，且形态千篇一律，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良渚文化墓葬中蔚为大观的用玉情景，不仅表明以琮、钺、璧等玉器为载体的精神信仰已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时也显示出一种建立在等级分化基础之上的规范化用玉制度业已形成。这一制度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二里头、殷墟、三星堆和成都金沙等商周时代的遗址，乃至于《周礼》中“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规定。

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