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王鼎钧先生曾在一次接受访问中这样谈及对文学写作的 “痴情”：“我热爱文学，只有写作能使我死心塌地。在我成长期间，我也有过别的机会，我徘徊歧路，最后仍然拥抱文学，这是命中注定。我不是天才横溢的作家，也不是人脉纵横的作家，现在七老八十了，更不是前景开阔的作家。我深深地知道，没有人以文学以外的因素注意我的文章。我必须好好写，让人家还值得一看。”与此同时，鼎公又说自己从不劝人做职业作家，建议有志于写作的人要“业余写作，不要专业写作”。这其中的甘苦自然是意味深长的。我想鼎公所推崇的“业余写作”其实就是列文森所言的一种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业余精神”，一种拒绝体系化的游戏精神和文人趣味。对于我这样一个业余偶尔写点文字的人来说，鼎公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他的回忆录四部曲不仅是历史的丰碑，更是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珍珠。

回首自己二十多年前开始的“业余写作”，更是对于鼎公的这番话有一种心有灵犀的共鸣，诚如他所言：“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文字之交就是知心之交，东鸣西应，俨如神迹。”那时候的自己是一枚标准的“文艺青年”，怀抱满腔热情到了岳麓山下的一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读新闻专业，也是第一次离开县城到了省城。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校园没有电脑，更没有微博微信，仍旧是一个油印文学刊物主导校园文化的互联网史前期，而进入校园文艺圈最重要的渠道就是在院系和校级的新生杯作文竞赛中脱颖而出。我仍旧记得参加人文社科系新生作文竞赛的情景——初秋的黄昏，在一栋从民国时代留存至今的建筑里，时长两小时的作文题是“活水”，典出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高中时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推荐朗读的自己雄心勃勃，仅用一个小时就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写完信心满满地离席了。一周之后，作文竞赛结果公示，我名落孙山，连优胜奖都没有获得。而同一宿舍的两个同学一个是特等奖，另一个获得一等奖。这意味着我连参加校级作文竞赛的资格也丧失了。那一刻真有彷徨无地的难堪和伤心。

幸运的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自小就有的“文学梦”。失败反而激荡起了我疯狂写作以追求被承认的激情与意志。我就在那些方格稿纸上，没日没夜地写着长长短短的句子和诗行。散文、评论和诗歌都成了抒发内心愤懑的途径，也是一种自我精神抚慰。有一次突然有了灵感，午睡醒来上课之前，匆匆跑到教学中楼后面靠近英语角的台阶上创作了一篇模仿卡夫卡随笔《桥》的散文《墙》，午日阳光穿越密林的缝隙，打在一个懵懂青年的脸上，也见证了一个落寞学子的内心澎湃。那是一个纯粹文学的黄金年代，校园里好些院系都有自办的刊物，甚至包括土木建筑学院、汽车与工程学院都有自办的油印的文学报纸。通过这些校园媒介，我渐渐地结识了一些文学朋友，也慢慢摆脱了初入校园的失望与挫败的心情，后来从一个为校刊 《湖大青年》做通讯员的“跑龙套”角色，成长为该刊主编，也成为大学四年生活中屈指可数的“亮点”之一，构成了那个时代最美好的记忆。大四毕业那个学期，我甚至一度梦想自己也能够有个可以诗意栖居的洞穴，每天在自己的小世界阅读、思考和写作，而菜饭都由别人送到洞穴口。那时候觉得遗世独立的生活就是一种勇敢，精神贵族就应该自绝于人间烟火气的庸俗。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如今的我被戏称为“模范奶爸”，每天除了主业教学、偶尔做点研究之外，都是在买菜、做饭和照顾、辅导孩子等家庭时光中度过，偶尔有一点点时间才会像鼎公所言“业余写作”，才恍然大悟“和光同尘”比“遗世独立”更不易。在日常的人生中肩负生命的责任，在面对一地鸡毛的生活时仍旧坚持韧性而低调的理想主义，而与此同时将生命中那些有意义的片段与细节匆匆地用自己的笔记录下来，或许就是“写作的意义”的另一种平凡而有生命力的彰显吧。正如旅美华人作家哈金先生赠我的诗集里那首短诗《中心》所言：

“你必须守住自己安静的中心，在那里做只有你才能做的事情。如果有人说你是白痴或疯子，就让他们饶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