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陶”，是原沈阳陶瓷厂与沈阳日用陶瓷厂的简称，其前身是民国时期东北地区杰出的工商业领袖杜重远先生开创的肇新窑业公司。在沈阳收藏界，有一个叫高大航的人致力收藏沈陶产品，长达30余年！高大航有不少头衔：沈阳市收藏家协会理事、沈阳市大东区政协文史馆研究员、沈阳市首届十大收藏家……他收藏的东西很多，包括帽筒、漱牙缸、老物件等，其藏品的重点则是沈陶瓷器。让高大航讲述杜重远、讲沈陶，他会带听者走进那段风云跌宕、悲壮感人的光阴往事。

救国为民 杜重远一生的光辉业绩

杜重远，原名杜乾学，于1898年出生在奉天省怀德县（今吉林省公主岭市杨大城子镇凤凰岭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中。杜重远7岁进私塾读书，由秀才赵文炳开蒙。入学后，他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聪慧和好学，被老师认定“气宇不凡”，夸他“少有大志，又有才华，尽力培养”。

1917年，杜重远满怀“实业救国”的愿望，考取了留学日本的官费资格，入东京藏前高等学校窑业科，专攻陶瓷专业，成为中国最早的窑业专业留学生。在日留学期间，杜重远于1922年组织过东京留学生反对日本续租旅顺、大连的游行，并被推选为回国代表，在奉天、北平、天津等地进行反帝宣传活动。

1923年杜重远回辽创业，兴办实体，被张学良聘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协助处理对日外交。杜重远联络省城工商各界人士如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金哲忱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一经成立，便成为东北当局处理外交事务的智囊与后盾。

“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深感仅靠实业救国希望甚微，只有唤起民众抗日的热情，全民抗日救国才是正途。1934年，杜重远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倡导发动“一场自己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因《闲话皇帝》一文讥讽日本天皇，《新生》停刊，法庭判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

1936年春，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压力，将杜重远移至上海虹桥疗养院软禁；同年4月，张学良特意到上海探监，两人密谈促蒋抗日问题；同年8月，杨虎城又借治牙病之机住进虹桥疗养院，与杜重远朝夕相处，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同年9月，杜重远获释后立即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晤谈，推动了“西安事变”的进程，被外界称为“西安事变的推手”。

1939年，杜重远应邀赴新疆创办新疆学院、任院长，立志“为祖国奠立最后抗战基地”，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新芒》刊物。1940年，杜重远被反动军阀盛世才软禁在家，对其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1944年6月，盛世才派人下毒，将杜重远杀害，并毁尸灭迹。杜重远不幸遇害，但他为国为民的光辉业绩已永载史册，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他。

多年来，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会在清明节或杜重远烈士纪念日组织开展纪念活动，通过各种方式缅怀这位在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过程中做出特殊贡献的民主战士。邓小平为杜重远的题词是“杜重远烈士永垂不朽”；胡耀邦的题词是“纪念杜重远先生为国情深”；邓颖超的题词是“革命左派先驱，爱国拥党英烈”……1998年，在纪念杜重远诞辰100周年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习仲勋的《缅怀革命烈士杜重远》一文以示哀悼。正是阅读了这篇文章，才引起了喜好收藏的高大航的特别注意，而关注沈陶瓷器、搜寻民间遗物——成了高大航日后收藏的一个重点。

实业救国

“秧歌广告”抵制日货

1923年，在日本主修陶瓷专业的杜重远学成回国，亲朋好友劝他走仕途求功名，他不为所动、婉言谢拒，而要实现自己许下的“实业救国”的理想。

1923年3月，杜重远经多方聚集资金，在奉天城北约十里的小二台子（今大东区沈铁路与东站街交汇处），购得一百余亩地开始建窑，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先行生产砖瓦。1927年春，他又扩大生产规模，从国外购置新式机器，组建制坯、绘釉等车间，在原生产砖瓦的基础上开始采用新法烧制陶瓷产品。

1928年8月，肇新窑业的瓷器正式投产，第一批产品试制出50余万件；1929年，年产量就达到300余万件；1930年出品600余万件；1931年竟达1000万件！1930年1月至8月，肇新窑业还生产出20多个花色品种与规格的瓷砖，产量达533万件。由于肇新瓷器色泽莹亮，纹饰精美，并以低于日货的价格出售，很快便畅销东北各地，取代了日瓷在中国东北市场的垄断地位，每年所挽回的利权达100万元以上！为此，日资在大连开设的大华瓷厂销量锐减，最终被迫转产耐火砖。经8年努力，肇新窑业公司成为中国北方最知名的陶瓷企业，那个时期，东北日用瓷器生产惟“肇新一帜”，初步实现了杜重远“唯有振兴实业，才能拯救中国”的远大抱负。

在与日商的竞争中，身处弱势的杜重远的营销手法相当高明，高大航讲了一个“秧歌广告抵制日货”的生动故事。杜重远刚建厂时，生产出的产品因为没有知名度卖不出去，他就雇了一群扭秧歌的演艺人员，每到一处就演一场，演出完毕，给每位观众发一个碗，说：“这个碗是咱们沈阳自己产的，记住，以后不要再买日本人的瓷器，买我们沈阳人自己制作的碗！”在沈阳，演一场给几个碗，杜重远就用这种方法，让肇新的瓷器走进了沈阳的千家万户。

在东北地区，杜重远建立了50个经销处，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各城市都有，他还给每个经销处分发了印有工厂生产的全景图。各经销处在经销沈阳肇新窑业的瓷器时，拿出盘子向客户介绍道：“你们看见没？我们厂子的规模有多大！”客户看过后都说：“做得不错啊！”

值得一提的是，肇新窑业公司的管理非常人性化，厂子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与现代工厂所定的制度相似，例如：规定工厂职工每天学习一小时，为职工子女兴办学校；工厂里还设有食堂、粮站、医院等附属建筑，为职工子女的就业、看病提供方便，为就业职工提供资金。“现在看这些制度不新奇，但要知道，这种建厂管理模式是在距今90多年前提出来的。当时‘二七大罢工’失败，形势瞬息万变，国内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杜重远却逆势而行，将肇新窑业搞得风生水起、日新月异，不能不说靠的正是这种先进的制度、多样的促销手段和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啊！”高大航感叹道。

结识少帅

杜重远成为辽商领袖

杜重远事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张学良的鼎立扶持。为支持肇新窑业的快速成长，张学良从边业银行拨款现大洋12余万元，作为个人股本向肇新投资；经张学良首肯，1929年，肇新窑业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十六种产品获省政府免征五年营业税的优惠待遇；张学良支持肇新窑业公司为客户印发优待券、发行股票、为公司员工创办职工子弟初小……诸如此类有利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张学良均双手赞成，一律开绿灯！

有了张学良的力挺，杜重远的事业自然一帆风顺。1929年，杜重远当选为奉天省（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成为东北工商业界的知名人士。1930年，杜重远参加上海全国国货展览会，倡导发展国货，抵制日货。

那么，一介布衣的杜重远是如何结识张学良，成为少帅的力捧红人呢？在杜重远女儿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有一天，张学良率卫队到北大营视察，北大营与肇新窑业位置相对，看到从肇新窑业走出来一队工人正在晨练，前面有一人领导，卫兵们非常疑惑，询问后得知是厂长带领工人进行晨练。张学良想，这个厂长可不简单，竟能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因为当时厂长也叫资本家，没有哪一个资本家是可以做到与工人为伍的。杜重远的这一举动深深触动了张学良，马上命人进行调查，一查，发现这个厂长还是一位爱国人士。张学良欣喜不已，对杜重远说：“有事尽管提出来！”

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沈阳被占领，日本人到处搜捕杜重远，他无奈抛家舍业、背井离乡，他“实业救国”的理想，就这样遗憾地破灭了 。

新中国建立后，杜重远创建的肇新窑业公司改名，企业生产工业用瓷的厂区改为沈阳陶瓷厂，而专门生产民用品、艺术品的厂区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称为沈阳日用陶瓷厂，两厂简称“沈陶”。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沈陶才因效益不佳，于1982年被划归高压开关厂。

视角独特

高大航藏品里的“沈陶时代”

在高大航的瓷器收藏中，有一个图样特殊的藏品：沈阳日用陶瓷厂制造的“狗盘”。该盘下面刻的是“中国沈阳”字样，盘子正面画了一只可爱的狗宝宝，高大航分析，这个“狗盘”应是当年沈阳日陶特制的纪念挂盘。经专家鉴定，这个“狗盘”是用剔制法刻制的，刻制法属于料带工艺，沿用的是北方辽金的传统工艺——划花剔刻法工艺。

高大航对肇新窑业的历史研究颇深，平时很注意搜寻散失民间的相关产品，他自己爱养狗，最多时曾养过11条，品种优良，所以当他在一住户家里看到这个“狗盘”时，第一时间便做出断定：这是一个并不多见的沈陶精品。当时，这个“狗盘”被主人用来垫花盆，高大航到花鸟市场买个新盘，诚心诚意与人家交换，因为彼此相熟，又见高大航心诚，这个“狗盘”就转归高大航所有。

高大航还收藏过沈陶所产的一把精致瓷壶，此壶不是在沈阳当地找到的，而是朋友从伊朗带回的。新中国建国初期，沈阳日用陶瓷厂的细瓷车间每年向中东的伊朗、伊拉克出口的瓷器达70多万件，同时产品也销往苏联、朝鲜等国，生产这批外销瓷是用来换取国家紧缺的石油（瓷器换石油）。这批外销瓷用工费时，制作精细，因产量有限，国内并不流通，能得到这样一把既精美又具有时代色彩的沈陶外销瓷壶，实乃高大航的偏得。

高大航是个有心人，一边收藏一边研究。他发现，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很多瓷画都含有隐约的现实讽喻性，像“珠山八友”之一的王大凡的瓷版画“瞎子打架”，揣其本意，似在暗讽军阀混战的动荡现实。但无论寓意如何，迫于现实压力，作者不敢直抒胸臆，明确表达，而杜重远主持的肇新窑业公司却独树一帜，在一个瓷盘盘底，公开刻印一人打着旗帜，上书四字：提倡国货！这在当年日本势力盘根错节、经营多年的东北地区，可谓石破天惊之举。高大航认为，杜重远之所以敢与日本人对着干，这与当时他已出任张学良的秘书，有东北军做后盾的背景不无关系。杜重远在前，张学良在后，没有少帅于幕后的鼎力支持，杜重远欲凭一己之力实业兴邦，显然是不现实的。

由高大航拥有的丰富的沈陶瓷器藏品，几乎可以解读出一部沈陶员工的人生简史：结婚、插队、退休……；可以感受到企业对员工的关注与关爱。2015年，在市总工会主办的《中国梦振兴潮——劳动印记》的大型展览中，一把1979年沈阳日用陶瓷厂第十一次职代会12面特制壶，引起了到场参观的省市工会领导的格外注意。他们指出，这壶上的标字体现了沈阳日陶工会实施民主管理的历史传统，记录下工会参与企业厂长任免、生产、经营、规划的时光印记，具有独特的纪念意义。

高大航赞叹说，由肇新窑业到沈阳日陶，其曾经生产的瓷器，工艺了得！高大航曾拿出自己的一件藏品给专家们看，很多人以为是景德镇的工艺，当看到瓷器底座印刻的“沈陶”字样后，均大为惊讶。“这并不奇怪。因为当年杜重远建厂时，曾重金聘请了不少景德镇师傅来沈教学，工人们的手艺自然出自景德镇匠师的真传。”高大航说。

高大航之所以能收到这么多的沈陶瓷器精品，与其工作环境有关。1980年，在沈阳市五十中学当语文老师的他，调到大东区总工会宣传部，1993年，他又从宣传部调到大东区总工会房管所当所长。在他分管的街区内，住着大批原沈阳陶瓷厂、沈阳日用陶瓷厂的干部与职工，这为高大航对沈陶瓷器的收藏、肇新窑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这些年，在杜重远办公楼遗址的保护、杜重远百年诞辰日的祭奠、杜重远风云事迹的整理与宣传等方面，高大航均是重要的牵头人与组织者。他希望，日后能在沈阳市内建立肇新窑业厂史纪念馆和杜重远业绩展室；建立陶艺工坊，模拟学做肇新的精品瓷器；建立瓷文化公园，树立杜重远及工人群体雕像，力求将厂区遗址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高大航说，虽然沈陶老厂不在了，但法库陶瓷厂在成立之初找到了不少沈陶老人，沈陶的技术还在法库传承着，制陶不比其他产业，有了技术工人就有传承的可能。而今法库陶瓷业异军突起，这是沈阳厚重的陶瓷工业历史发展传承的必然结果，杜重远先生振兴民族企业的宏愿，岁月为证，后继有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