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晚报：您是怎样想到要创作《战国红》这样一部重大现实题材小说的？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吗？

滕贞甫：2018年，我曾两次赴湘西调研精准扶贫工作，一次是作为中央党校44期中青班调研组成员，并负责执笔《湘西州精准扶贫的启示》调研报告；一次是随中国作家协会改革开放四十年采风团赴著名的十八洞村采风，两次调研，在惊叹于2013年以来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我被那些辛勤工作、无私付出的驻村干部深深地感动了。

湘西州领导介绍情况时说，有的驻村干部开展工作极其艰辛，流汗又流泪；有的扶贫干部甚至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十七年前也是扶贫干部的我，对此感同身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驻村扶贫不是平常的下乡蹲点，那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在湘西我所见到的驻村干部，仅从肤色上看与当地苗族、土家族村民并无二致，可见他们与当地村民已经融为一体。由此我想到了家乡辽宁，辽宁也有1.2万名驻村干部深扎在扶贫一线，他们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并不为人所知，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为这些担当奉献、抛家舍业的干部们立传、画像、明德，以文学的形式，向这些默默无闻的扶贫干部致敬！

就这样，我萌生了创作《战国红》的想法。

辽沈晚报：小说取名为“战国红”，有什么深意吗？故事背景选择了辽西，是您有意为之吗？

滕贞甫：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战国红是一种象征着梦想和富裕的玛瑙，它的色彩就如同凝固的热血，黄尊红贵，让人心生敬畏。

故事背景选取辽西也是一种机缘，因为那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是辽宁扶贫的主战场，辽西深厚的历史积淀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富矿。习总书记在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重要理念，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工作方针，应该说这一方针在全国扶贫干部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我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来解构和设计了这部小说。”

辽沈晚报：您对目前正在开展的扶贫工作如何看待？又是如何将其与您的小说创作相结合的？

滕贞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正在开展的扶贫开发是关乎数千万人命运的善事伟业，亘古未有，中外无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一个政府能以阳光普照般的胸襟和气魄，一扫贫困阴霾，让亿万民众跨入小康之门，三皇五帝没有做到，历史上所谓太平盛世也没有做到，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做到了，成就了这百代德业，千秋功绩。我深知，在这历史功勋的背后，是全国百余万驻村扶贫干部的汗水、泪水和热血。

如果把精准扶贫比喻成一场攻坚战，那么可以说这是一场“班长的战争”，班长是谁？就是成千上万名驻村第一书记。无论斯大林说的班长是军中之父，还是拿破仑说的班长是军中之母，都是在强调班长的重要作用。小说主人公陈放就是一位称职的“班长”，他带领柳城村一班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终于破解了困扰柳城三百年的“魔咒”，让柳城走上了健康富裕之路。

破咒，是个现实和精神两方面的难题，一道喇嘛咒，困扰柳城三百年，如何破咒，贯穿了小说的始终，第一期扶贫干部没有破成，神情黯然地离开了；第二批扶贫干部“咬定青山不放松”接着破，终于，在驻村最后一年，找到了破解喇嘛咒的密码，让柳城村民走出了“鬼打墙”。其实，贫困表现不一，但原因基本相同，大都困于生态之咒，生态之咒不是柳城一村之困惑，也不是辽西一域之困惑，它是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一个梦魇，而破解的秘诀只能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锲而不舍地攻坚，小说中陈放等人的做法就说明了这一点。

辽沈晚报：您的这部作品读来令人感觉既很现实，又很文学，您是如何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

滕贞甫：在描绘柳城两批驻村扶贫干部时，我没有图解英雄、也没有刻意拔高，他们首先是普普通通的人，然后才是有情怀的干部，像邻家大哥一样亲切自然。小说不管写什么，首先应该是文学，然后才是其他，如果脱离了文学的轨道，写得再翔实、再逼真也会受到质疑，那只能是优秀的新闻报道或者是报告文学，而小说不是这样，小说要抵达人物的内心世界，以笔为刀，以情为墨，刻画出人物灵魂的真实形态。与扶贫干部相呼应的是杏儿，一个在扶贫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女孩，小说通过杏儿眼中的两批扶贫干部，两条线相交织，呈现出扶贫工作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乡村生活画卷。杏儿以及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无疑是柳城的未来和希望。身为第一书记的陈放知道，单靠输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扶贫之要在于扶志，让柳城的年青一代成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生力军，方能成就扶贫正果。否则，三年后驻村干部一走，无论办了多少项目，村子还会因为后继无人而返贫。

我相信文学的本质是责任和自由，我也主张文学干预和影响生活，基于这一点，小说中对形式主义、留痕检查等给基层增加负担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柳城扶贫工作卓有成效，但仅仅因为检查时没有准备A4纸打印材料，手写的汇报中有几个错字，就被扣分导致排名垫底，从而挫伤了扶贫干部的积极性。

人生的二元一次方程有无数个解，正是因为有无数的解才让人生充满魅力，杏儿曾经想解开陈放的人生方程式，最后她明白了，做有价值的事情不需要理由，而人生二元一次方程的解，就在未来的自己身上，那是现实与精神相重合的自己。

不能否认，乡村文明在城市化滚滚前行的车轮面前，越发显得脆弱、凋敝、异化，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田园诗般的生活”被破坏不可避免，这种转型带有铲车铁齿的冷硬，切断了城市与乡村间的脐带。在直面这种现状的同时，我总觉得乡村文明的消亡应该伴以挽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就能够扮演挽歌谱写者的角色，也许在多年以后，人们只能通过文学来感受曾经储蓄乡愁的村庄。但是，城市化并不能碾压一切，在某些地域的角落，像柳城这样的村庄还会存在，并且像化石一样昭示未来。陈放等扶贫干部最大的成绩不是破除魔咒，也不是建起诸多企业，而在于培养了以杏儿为代表的乡村文明传承人，有了这些年轻人，柳城才有了生气，才有了薪火相传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