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晚报：从“大树小虫”这个书名无法判断书里的内容，当时起这个名字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呢？

池莉：“大树小虫”不是我自己的思想，我是借着爱因斯坦的思想，我觉得我的思想也是不够的，因为当我的年龄和写作的阅历达到能看清楚父辈、祖辈、下一代四辈时，觉得应该动笔写这个长篇，但该怎么写，写什么？这时候爱因斯坦老师就出现了，他的广义相对论通俗的解释是，一只小的甲虫盲目地在一个大树上爬行，它不知道自己爬行的轨迹是弯曲的，但我幸运地发现了。爱因斯坦解释他的广义相对论，对我来说，生活就是一棵浩大的树，巨大的树，我们人类都是小虫，在奋力地生活，奋力地爬行。但是，也许从宏观上看我们爬行的轨迹真的是弯曲的，向上的时候整个时代是在让我们向下，总而言之，我们能够在这个大树上生活和爬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人类毕竟是伟大的。

辽沈晚报：在这部小说里，您通过人物命运的呈现，涵盖了很多近百年里发生的大事件。那么，在写这部小说之前，你应该在材料准备上下过一番功夫吧？您间隔十多年写成这么厚重的小说，为什么会有这十年的酝酿，做出这样的选择？

池莉：是的，这部长篇准备时间很长，除了各种资料以外，主要我在等待自己的成长，长到我的视线能够了解与看透上下几代人，往来一百年。时刻要求自己智力成长是一桩最辛苦的事情，也往往吃力不讨好。好在我还是在获得清晰视线的时刻，写完了这部大长篇。

一个作家无论写长篇、短篇、短文、诗歌，都是个心愿，可能也是个幼稚的梦想，我也不例外，想写一本厚重的书。十年的酝酿，是想能够聚焦这些人物，看懂他们，我才动笔，所以先有念头和构思，十年之内开始写作。

辽沈晚报：这本书用词上挺新潮的，我觉得她是生活的“偷窥者”，什么都讲得来，各种网络用语，各种话语都有，关注的这些话题又是现在年青一代都会关心和涉及、而且往后也可能会涉及的，您希望向读者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

池莉：这部长篇改了几稿，最初的几稿是一个大倒序，写了十几万字，觉得不行，有问题了，到最后一稿我觉得我找到了一种特别好的结构。这个长篇我立志要把它写到虚字“的地得”能不要全不要，必须一句话动词是骨干，希望能达到一句话写出来具有可视性，文字直接带来视觉，带入现场，有现场感。这是技术上说的。结构上，我构架一个立体结构，直线+方块看上去很不对称，但我觉得如果写得好它就是美的，如果写得不好那当然就被我毁了。这个直线+方块的结构是比较便于阅读的。所以，这个结构和语言确实费了很大的劲和努力，甚至不惜破坏语法，有很不规范的地方，这是特意的做法。

我也是一个小虫，生活上也想努力爬行一番，想把这个长篇“爬出来”，真的不只是写一个故事。这又要涉及物理学、量子力学，就是当牛顿看到苹果掉下来时，牛顿力学延续200年成为经典，本世纪初却被量子力学颠覆了这个经典。那么从物理学的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本世纪初颠覆牛顿的两支主要的物理学力量，广义相对论讲时空弯曲，说明什么？我从人文角度，接受他们给我的震撼，其实不是故事，是一种量子纠缠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和人之间特别的复杂，关系复杂到语言不可及的，表达不出来，如果单纯讲故事，你表达不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微妙关系，必须用一种量子纠缠来表现，每个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做什么事情一定受到身边很多影响。

所以，这个社会非常复杂，我们生活在宇宙决定论当中、社会决定论当中，我们都被决定，被设计，就像我的长篇也在设计人物。但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人的智慧和人的意志、自由意识，来决定我们在一瞬间会选择去做什么。我被决定了不错，但我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别的选择。说的可能不太有意思，但这样去处理小说和写小说，读者读起来会比我有意思。

辽沈晚报：书封上写着“革新与重塑汉语写作”，既然是革新与重塑，一定是有对象的，革新什么，重塑什么？

池莉：关于革新与重塑，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字，文言文还是很精炼的，但变成白话文以后越来越拖沓，越来越长，加上很多翻译小说带过来的句子，就是定语、装饰语，什么“的”什么“的”出现，这种传统讲故事的方式我已经不能接受，昏昏欲睡，让人没有代入感，没有现场感和视觉感。而在当代艺术中，我认为视觉感非常重要，大家几乎都喜欢看电影。我个人认为，文字如果让人出现视觉感，会比电影高级得多，我在做这样的努力。不惜破坏掉语法，去掉虚词，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你想到就行了，看到句号就知道他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该是下一个动作了，我有这样一些考量。因为40万大长篇，三代人、四代人通篇这么去写确实很冒险。我刚开始写到两节的时候觉得有点没心劲，后来觉得他们一定会非常好，互相渗透和纠缠，尤其当我引入了物理学的思想和概念，受他们的启发以后，我愈发要让我的语言更加生动和有动感起来，这就是我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