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灯塔市西大窑镇的燕州山城城墙。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摄
燕州城山城文保提示碑。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摄
燕州山城位于今辽阳灯塔市西大窑镇官屯村东南、太子河北岸,坐落在海拔约196米的石城山上。该城北距灯塔市约20公里,西距辽阳市约30公里,与辽金时期著名的冮官屯窑址隔河相望。
燕州城依山势而建,呈不规则方形,长480米,宽440米,周长1840米。城墙用青色大石条叠砌而成,墙宽2至3米,高5至8米。南面垂直悬崖,崖下是由南折向西流的太子河。西、东、北三面筑高大石墙,墙外有护墙。城内山顶部筑有瞭望台,台高5米。该城唯一的城门开在西南面,通过发掘现场可以看出该城门的外面有瓮城,这里也是城内的泄水口。
辽宁著名考古学家王绵厚表示,燕州山城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了。魏晋时期,这座山城称白岩城;至辽代,改为岩州(民间俗称“燕州”),隶属沈州(即今天的辽宁沈阳);到了金代,将此城降为石城县;明代为防备建州女真,将此城改造成为一个军粮囤聚地;清代时,此城废弃。想当年,唐太宗曾率兵于此跃马扬鞭,为这座雄伟山城留下了难忘的岁月投影。
传说与历史中的 “白岩城之战”
长期以来,西大窑镇一带流传着“唐太宗智取白岩城”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唐太宗征东时打到白岩城,敌方以逸待劳固守坚城,而唐军远道而来利在速决,双方陷入胶着状态。令人不解的是,唐太宗不急于进攻,而是鸣金收兵,命唐军将士刀兵入库、马放南山,山城守军发现唐军漫山遍野捕捉野鸽、麻雀,似无心恋战,遂立于城头指点笑骂,讥嘲唐军无能。白岩城不仅山陡城高,且军粮充足,唐军若长期围困,自身的粮草补给不畅,恐后援难继,一旦敌方援兵四面齐至,对孤军深入的唐军包抄夹击,后果将不堪想象。
几天过后,某日入夜,准备停当的唐军趁敌防守松懈之际,将硫磺等引火之物缚在捕捉到的数千只麻雀、野鸽的翅膀上,突然向山城放去,千只麻雀、野鸽如一片乌云空临燕州城,并落在山城内的屋舍、仓库、马槽等处,将硫磺等危险品四下播撒,燕州城转眼成为一座巨大的“火药库”。
此时,山城守军方恍然大悟,却为时已晚,但见城外飞箭如蝗,遮天蔽日的火箭被唐军射进山城,遍布城内的硫磺被瞬间引燃,山城内顿时烈焰冲天!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山城悬崖下的太子河水都被烧成赤红!眼见山城难守,白岩城主孙代音派人请降,唐太宗趁势攻下白岩城,奇计破敌。
传说终归是传说,真实历史中的白岩城之战是如何进行的?史载,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攻破辽东城,杀敌兵万余人,获城民四万口,随后向白岩城进军。乌骨城(今凤城东南)敌将遣兵万余援白岩城,唐将契苾(bì)何力率劲骑八百击之,带伤追击数十里,斩千余人。
打退援军后,唐太宗命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勣(jì)率唐军攻打白岩城。《新唐书。李勣传》描述当时的战况时写到:其城因山临水,四面险绝。李勣以撞车撞之,飞石流矢,雨集城中。帝临其西北,城主孙代音请降曰:“臣已愿降,其中有贰者。诏曰:“必降,建之城上。”孙代音举帜于城上,高丽以为唐兵登也,乃悉降。
唐军退兵后,孙代音反叛,奉唐太宗之命,李勣复攻此城。军士奋勇登城,孙代音见寡不敌众,率2400名兵将、居民万余人,投降唐朝。唐军两次出手、两番周折,才拿下了这座白岩城,这就是正史中记载的“白岩城之战”。
值得一提的是,攻打白岩城的这位唐将李勣,正是《隋唐演义》中大名鼎鼎的徐茂功原型。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汉族,曹州离狐(今山东菏泽东明县东南)人,唐高祖李渊赐其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为李勣,唐初名将,与李靖并称,被封为英国公,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李勣早年从李世民平定四方,后来成为唐王朝开疆拓土的主要战将之一,功勋卓著。
李勣一生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出将入相,深得皇帝的信任和重任,被朝廷倚之为国之长城。总章元年(668年),唐高宗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兵攻灭高句丽,隋炀帝、唐太宗数次征东未竟之大业,是在李勣手中最终实现的。
总章二年(669年)十二月初三戊申日,李勣卒,享年七十六岁,唐高宗辍朝七日,赠李勣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贞武,赐给棺木,陪葬昭陵。李勣下葬那天,唐高宗令百官送李勣到旧城西北,自己亲到未央古城,登楼为李勣送葬,望着远去的灵车失声痛哭,并为其举行盛大祭奠。同时下诏,为李勣所筑坟墓以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的先例为准,仿照阴山、铁山及乌德革建山,以表彰他击败突厥、薛延陀的不世之功。
不崇武功
唐太宗征东仁字为先
唐太宗征东,并不以开疆拓土、破敌斩将为主要目的。在这位大唐圣主看来,能够收取人心,不战而胜,才是万全之策。仁字当头、义字为先的实例,在征东之役中比比皆是。
二度攻打白岩城时,唐太宗怒孙代音降而复叛,出尔反尔,向全军下令:“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但当城主孙代音告饶时,唐太宗改弦易辙,允其投降,并严禁麾下将士入城掳掠,务必秋毫无犯。李勣不解,率甲士数十人请曰:“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唐太宗下马谢曰:“将军言是也。然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nú,儿女),朕所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李勣乃退。
在白岩城一战中,唐太宗不仅不杀降夺财,城破之日,反而于太子河上设幄受降,赐之食,对年过八旬的城中老人,还赠以锦帛。对城中降人,特别是从其他城池赶来救援的敌兵敌将,“悉慰谕,给粮仗,任其所之。”
敌国辽东城长史为人所杀,某部属将长史的妻儿带到白岩城避难。城破后,唐太宗认为这位手下对长官有情有义,便赐帛五匹,同时为那位遇害的长史造好棺木,令其入土为安。
唐太宗的胸怀与雅量令对手深为敬服,主动投诚者络绎不绝。
敌国权臣莫离支(即泉盖苏文)遣加尸城七百兵将戍守盖牟城,李勣尽虏之。这些人为唐太宗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欲投奔明君,为唐军效力,但唐太宗却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予以婉拒:“汝家皆在加尸,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灭一家,吾不忍也。”言罢,拿出军粮作为他们回家的“盘缠”,礼送归乡。
这些被善待厚遇的俘虏感激涕零,返乡路上,竟角色一变,成了称颂太宗宽仁博爱、歌赞大唐王者无敌的义务宣传员。这种发自肺腑的认同与赞美,比武力、暴力更能动摇敌国的统治基础,更易瓦解对手血搏到底的战斗意志。
待士以诚
唐太宗与将士同甘共苦
唐军征东千里袭远,深入敌国腹地,危险重重、水土不服、粮草不济、意外横生。当年,隋炀帝大兴百万雄师征伐辽东,结果被顽强善战的高句丽人打得狼奔豕突,无数隋军尸骨被敌方垒筑成恐怖“京观”,惨不忍睹,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唱衰了隋炀帝的统一之梦。
直面种种不测艰危,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不为所困。他表示,辽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华领土,他绝不允许分裂国家的割据势力存在,有生之年,他不会把历史问题留给后人!
与隋炀帝不同的是,唐太宗不是高高在上,纸上谈兵,而是身先士卒,与将士同甘苦、共命运,因其待士以诚,故深孚众望。有道是君臣齐心,其利断金,虽然征东之路波澜迭起,但大唐将士却义无反顾、奋勇向前,虽然此战艰险四伏、代价不小,但李唐君臣自始至终众志成城,人无怨言。
唐军大将铁勒人契苾何力被敌国杀手高突勃所伤,唐太宗亲自为这位忠心耿耿的爱将敷药,并将高突勃擒获,交由契苾何力处置。契苾何力奏称:“彼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与之初不相识,非有怨仇。”唐太宗为全契苾何力的名节,当即允其所请,义释高突勃。
在征东之役中,白袍小将薛仁贵表现神勇,唐太宗将其召至身边,鼓励道:“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能得到一代圣主如此夸赞,薛仁贵备受鼓舞,此后他屡建奇功,为大唐立下伟烈殊功。
征东之役,身为大唐帝王的李世民身穿粗布做成的衣服(褐袍),率唐军从定州出发征伐辽东,仅从服装上看,与普通将士几乎毫无分别,这与隋炀帝仪仗煊赫、衣着鲜丽的盛装出师,有着天壤之别。史载:在辽左,虽盛暑流汗,(唐太宗)弗之易。及秋,穿败,左右请易之,上曰:“军士衣多弊,吾独御新衣,可乎?”
回师归营州(今辽宁朝阳市),唐太宗下诏,将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将士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唐太宗,就是这么得人心。
勇于检讨
唐太宗东征不顺思魏征
有野史称,唐太宗此次征东“縻师百万”,并被敌人射瞎了一只眼睛……诸如此类话题,都是不符历史真相的无稽之谈。
唐太宗征东所动用的兵力约为十万三千人,其中四万多人为水军,而敌国的兵力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总兵力不会低于二十万,单论兵力人数,唐军居于劣势,而不是很多人想象的兴师百万之众。
在安市城下的阅兵式上,唐太宗神威凛凛,敌方守将甚至登城拜辞。班师途中,唐太宗骑马奔驰,丝毫没有受伤的迹象。敌人连护卫皇帝的禁卫军都难以靠近,又怎能射伤重兵拱卫的唐太宗呢?
在这次征东之役中,唐军共拔取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击溃、歼灭敌军不下二十万,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达四万馀级!仅安市城一战,就缴获敌方五万匹马、五万头牛、一万领铁甲以及其他大量物资装备……这哪里是“败仗”?分明是令人仰视之大捷!
唐太宗之所以未取得彻底胜利,因其过于求稳,未采纳放弃安市,先取乌骨城,乘虚直捣敌国首都的上策,未能出奇制胜。又因安市久攻不下,天气寒冷、粮运不济,才被迫撤军。
在这场战争中,唐军战士死者仅几千人,战马死者十之七、八,与所取得的胜利相比,这个损失是可以接受的。虽然战马数量损失多些,但据后世学者估算,也不过八千余匹,至于兵员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如此,对自己要求甚高、做事力求完美的唐太宗仍深刻反思,自我检讨,史载: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千古帝范”李世民与“千古诤臣”魏征共同开创了辉煌无比的“贞观之治”,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段著名的君臣佳话。魏征刚去世时,唐太宗亲自为魏征书写碑文,这份礼遇在当时的朝廷大臣中是极为少见的,可以称得上是冠绝群臣了。
孰料,就在魏征去世后几个月,唐太宗突然下令将自己亲自为诤臣魏征所立墓碑推倒,反悔将公主嫁给魏征儿子,史称“仆碑毁婚”,令后人倍感遗憾。究其内因,魏征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导火索。
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一度想抢班夺权,而魏征生前大力举荐的两个人:杜正伦与侯君集,竟然都是太子的嫡系,是谋乱的叛党!那么,魏征的识人之明在哪里?如此举荐,又意欲何为?
魏征刚闭眼,褚遂良就揭发魏征私下里将其谏言编撰成集,给自己过目,准备传于后世。臣子劝谏皇帝的草稿,通常都会烧掉,绝不会、也不敢随便给外人看,这等于曝光唐太宗的种种失策,反衬魏征本人何等贤明,这意味着魏征并不是一心为公的“纯臣”,而是一个以直邀宠、两面下注的小人!
这两大罪状,均属为人臣之大忌,自然会引发唐太宗的强烈愤慨。换做气量狭小的帝王,不要说“仆碑毁婚”,就算给魏征开棺戮尸,都不为过。但唐太宗终究是唐太宗,恢复理智与平静后,他依旧念着魏征的好,看重的仍是君臣之义,还在自己健在之时,他就为魏征平反,勇于纠正自己的过失,唐太宗的过人之处,正在这里。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