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钱钟书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小说塑造了抗战开初一类知识分子的群像，生动反映了在国家特定时期、特殊人群的行为操守以及困惑；从另一个角度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氛围。

2019年4月13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文学评论》原主编陆建德围绕着钱钟书小说《围城》，在清华大学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陆建德结合自己对钱钟书的印象以及与杨绛的交往经历，对这部经典之作进行了解读。

钱钟书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5年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陆建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1982年毕业后由国家教委选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1990年，陆建德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职，与钱钟书、杨绛先生成为同事，交往颇多。相似的学习、工作经历，使得陆建德对《围城》里的讽刺和幽默有着更为会心的理解。

陆建德说，钱钟书先生创作的这部《围城》，十几岁的人读的话。草草地可以知道一个大概，但是大量的有趣细节、调皮的细节，有时候乃至于恶作剧的细节或者是过分戏谑的细节，在读的时候是不能体会和欣赏的，这个还有待来年。大家不要怕，可以慢慢把这部书当作一个经典来读。

“我当时写过他早期的评论，我就觉得很奇怪，他的人情世故极其练达，为什么这么讲呢？作为年轻诗人你可以凭着你的激情写出一首好诗来，凭着你的纯洁性。但是写一部小说，凭着心地纯良是写不出来的。钱先生对人心这种具象的东西非常熟悉，这个我觉得是了不起的。写小说，钱先生并不是纯粹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带来的经验，他大量的人世间的知识其实是来源于他的小说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的阅读。”

“我们看钱钟书的作品，看《围城》，处处是反讽或者是自我嘲讽。”在陆建德看来，钱钟书的笔下没有一个太简单的理想人物。我们千万不要把钱钟书跟方鸿渐完全等同起来，方鸿渐是一个在很多方面看起来有些缺陷的人，但是他并不会因为有缺陷而不那么可爱，人总是要有一点缺陷才好，钱钟书写《围城》的时候把握得特别好。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好人和坏人的比较僵硬的分野，读小说的时候首先要知道好人、坏人，但是好人、坏人这种黑白太分明以后，你看人世间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过分的反映，你就会觉得我自己是特别好的人，边上一个一个看了都不满意，君子只有我一个，其他全是小人。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碰到这样的人，会觉得是一个灾难，要逃的远远的。所以需要对自己也有一点反讽，钱钟书先生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部小说所揭示人性弱点与人类的精神困境，在今天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据记者了解，《围城》创作于1946年，1947年在上海出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之后的三十年里，国内再无重印。直至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钱钟书本人商量决定重新排印。

自1980年至今，《围城》总印数已超过1000万册，并常年位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最近几年每年发行量过百万册。该书除了各种单行本外，还被收入到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丛书，“大学生必读”丛书，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中国文库，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等，同时还出版了《围城》英汉对照版。

2018年，在钱钟书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特推出《围城》有声音频版。有声音频的呈现，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同时扩大了《围城》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据悉，钱钟书和杨绛夫妇与清华大学也是渊源颇深。钱杨二位先生均是清华校友，两人也是在清华大学相识。1932年2月，杨绛与同学孙令衔等结伴赴清华、北大借读。在清华古月堂，杨绛第一次遇见了孙令衔的表兄、正在清华上学的钱钟书，两人一见钟情。此后夫妻恩爱数载，诠释了世间最美的爱情。

也正是因为带着这份“清华情结”，杨绛先生晚年将自己与钱钟书先生的稿费和著作权交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该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收到钱杨两人版税所得已超过50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