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圣母院4月15日晚遭遇大火，整座建筑严重损毁。

法国企业家、地方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和团体16日宣布将捐款或协助筹款，帮助重建遭大火重创的巴黎圣母院。

法国亿万富翁、路易威登集团总裁贝尔纳·阿尔诺说，他的家庭和路易威登集团将为重建工程捐款2亿欧元（约合15.2亿元人民币）。

法新社报道，这一声明紧随路易威登“老对手”开云集团的认捐声明。开云集团总裁弗朗索瓦·亨利·皮诺当天早些时候宣布，为“完整重建巴黎圣母院”捐款1亿欧元（7.6亿元人民币）。

沙卢瓦集团总裁西尔万·沙卢瓦告诉法国新闻广播电台，这家木材企业作好准备提供栎树木材，用于制作支撑教堂顶部的木质格架。沙卢瓦说：“重建肯定要耗费数年，甚至数十年，需要数以千计立方米的木材。我们必须找到最好的木材，树干十分粗的那种。”

巴黎大区主席瓦莱丽·佩克雷斯说，大区政府将提供1000万欧元（7577.7万元人民币）。巴黎市长阿内·伊达尔戈呼吁发起国际筹款。

设在美国纽约市的非营利团体法国遗产基金会同样发起筹款，以帮助重建“法国的历史和文化标志”。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承诺，为重建巴黎圣母院，这一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机构将与法国“站在一起”。

欧洲议会议长安东尼奥·塔亚尼说，这一欧洲联盟机构当天召开全体会议时将在会场外设捐款箱。

新华时评

今天，我们和雨果一样心怀期待美好重生

心痛！美丽的巴黎圣母院被熊熊大火吞噬。作为崇尚文化、热爱艺术的民族，中国人民表达着对人类艺术瑰宝之殇的无限痛惜。

通过文学艺术、邮件照片、通信家书，巴黎圣母院早已走进无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影响一代又一代人。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维克多·雨果同名小说的中译本《活冤孽》。几年后《孽海花》作者曾朴又推出译作《钟楼怪人》。1949年前后，陈敬容译本《巴黎圣母院》出版，这个名字被沿用下来。文学史就是一部心灵史。爱憎分明的中国人，喜爱这部作品。

爱文化、爱艺术，追求正义、崇尚善良，是人类共通的情感。1956年第一部同名电影问世以后，巴黎圣母院通过银幕，更加具体真实地矗立在我们面前。这座美丽的哥特式建筑，成为吉卜赛女郎艾丝美拉达美的象征、敲钟人卡西莫多善的象征。

有文化、爱和平的中国人，对人类艺术明珠巴黎圣母院充满历史感情。中国人记得，在自己祖国饱受侵略凌辱，圆明园陷入熊熊大火之时，《巴黎圣母院》的作者雨果拍案而起，于1861年11月25日撰文，以出离愤怒的语言，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强盗的残酷暴虐，为中国民众、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明打抱不平。

100年前，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有志青年，住在昏暗潮湿、拥挤不堪的地下室，却没有忘记去参观巴黎圣母院。新中国成立后，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巴黎圣母院形象离中国人更近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国，目前自费赴法旅游的中国人每年高达200多万人次——巴黎圣母院蕴含了中国人的文化情结，这也是面对不幸我们为之心痛的原因。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之凋萎，情何以堪。特别是当真善美在曾经与现实中融为一体时，情感之深尤其如此。今天，我们的思绪穿越时空，同维克多·雨果在一起，叹惋一座历史建筑的损毁，更期待烈焰之后的美好重生。

巴黎圣母院修复或将引发建筑修复领域的巨大争议

巴黎圣母院失火点位于教堂阁楼处，在火灾发生时，它正在进行翻修。屋顶周围竖立了脚手架。大火导致其尖顶坍塌，中后部的木质屋顶完全被烧毁，而其石制的拱顶大部分得以保存。

此次火灾的发生震惊世界，也对这座历史悠久的老建筑造成不可逆转的创伤。

对此，记者连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系主任张鹏副教授和城市规划系邵甬教授，两位建筑专家均表示：“巴黎圣母院究竟要修复成什么形态，或许将引发建筑修复领域的巨大争议。”

媒体报道显示，巴黎圣母院标志性的尖塔已在大火中坍塌，在张鹏和邵甬看来，这可能是此次火灾造成的最大损失。

巴黎圣母院的尖塔由法国著名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在19世纪时主导修复完成。他通过尖塔在13世纪的残迹推导出尖塔的原初形态；并为了和教堂整体构建正确比例关系，将尖塔高度从原先提升13米。此次修复被视作文物修复领域的代表，经大火损失后，复原难度较高。

“火灾应该没有损伤到巴黎圣母院的主体结构，被焚毁的主要是木质屋顶部分。”邵甬说，“由于巴黎圣母院一直有完整的电子信息档案和修复预案，对木结构的复原应该难度不大。”

邵甬是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负责人本杰明·穆栋的专著译者，也是穆栋本人的好友。在她看来，此次火灾将引发的最大争议或许不在技术领域，而在：受损后的巴黎圣母院究竟应该修复成什么形态？“围绕修复，有许多不同的理念和争论，巴黎圣母院未来的修复，将引发建筑、文物等领域的广泛讨论和争议。”

邵甬介绍，在本杰明·穆栋的作品中，对巴黎圣母院历史上的修复过程有详细介绍。其中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巴黎圣母院建成至法国大革命前期，对于圣母院的修复基本秉承“小修小补”的理念，对整体结构未有较大改动：1753年，中世纪繁复而黯淡的彩色玻璃被透明玻璃所取代。1787年，建筑师帕维移走了雕像、滴水口和顶端的装饰等一切悬挑在半空的东西；为了能容纳游行队伍的华盖，杰曼·苏弗洛拆掉了 “最后的审判”大门的柱墩和最下方的门楣。1787年，十字耳堂的尖顶因为状况不佳被拆除。

第二阶段开始于1844年，在法国大革命后，这座古老建筑曾受到严重破坏，修复工程由勒-杜克主导，他认为文物建筑的修复目的不是为了创造艺术，而是服从那些业已消失的艺术，从而恢复和延续建造之初的理念。他设身处地视自己为13世纪的建筑师，不为保存而保护，而是创造性地修复。在他的修复过程中，他融入了自身对建筑的理念，用风格化的修复方式重塑了巴黎圣母院，包括尖塔在内的不少建筑部件，经他“创作”后重新再生。

修复以后的圣母院再次呈现出均衡一致的面貌。如马塞尔·奥贝尔所说，虽然有些原则仍值得商榷，但修复中所体现出的诚意和天赋值得所有人尊重。这是19世纪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修复，同时它也见证了文物建筑保护部门的诞生，从而成为这段遗产保护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通过一些去除病害的表层“美容”措施，圣母院重新焕发了青春。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文物修复的思想和路径也在发生迁移。”邵甬说，“21世纪到来后，对于文物保护的修复理念正在涌现新的思潮，这将引发广泛的讨论。”

张鹏认为，在19世纪时，遗产保护的理念与方法尚处于早期阶段，勒-杜克式的修复方式或许难以在现代重新出现。在法国，遗产管理和修复的门槛严格，由文化交流部统一根据特定培养机制遴选国家建筑师，只有特定人群才有文物修复的资格，“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将成为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讨论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