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被誉为是具备“立功”“立德”“立言”三大德的圣人，被后世众多名人所推崇。近日，著名历史学者张宏杰继两百万畅销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系列后，推出潜心20年的突破之作《曾国藩传》。

据出版方介绍，该书讲述了曾国藩这个持续奋斗者的升级之道。作者在深挖史料的基础上，以传记形式，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及命运抉择，还原一个以往从没有如此真实的曾国藩形象。从笨人到圣人，经历五次耻辱，如何坚守笨拙，脱胎换骨？曾国藩的故事，年轻人值得一读。

已出版五本关于曾国藩的书

出版方向记者透露，这本《曾国藩传》的诞生，可以说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过程。1997年，张宏杰开始业余写作不久，就写了一篇散文《解剖曾国藩》，后来收入他2000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他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论文写的都是曾国藩的经济生活，之后再版时改名为《给曾国藩算算账》，加上畅销百万册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截至2018年底，张宏杰已经写下了一百多万字，出版了五本关于曾国藩的书。

在阅读、写作曾国藩将近二十年之后，张宏杰将以前关于曾国藩的拼图式写作和研究整合起来，补足了其中的空白部分，形成一本简明全面的《曾国藩传》。可以让读者花不太长的时间，就能完成对曾国藩一生功名事业和心路历程的了解。

作者也表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凝结了他二十年来研究曾国藩的精华。

完全遵循史料的通俗历史大传

《曾国藩传》完全遵循史料，不做凭空揣测和臆想。张宏杰从学生时期就开始了对曾国藩的研究，收集了大量关于曾国藩、湘军及晚清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完成了对曾国藩多个侧面的分块式解读。这些都是这本《曾国藩传》的写作基础。

但它又不是呆板的学术书，作者运用了小说、人物传记等写作笔法，让《曾国藩传》比小说还要好读。本书的曾国藩与其他作品中的曾国藩不同，不是被神化的完人，形象更接地气。曾国藩一生崇尚笨拙，以扎实而非机巧取胜。他持续奋斗的进阶之路，就像一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小镇青年的奋斗史，更加符合当下潮流和年轻人的阅读口味。

深入挖掘曾国藩蛰居那两年

张宏杰的《曾国藩传》首次完整讲述了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揭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一生遭遇过五次重大挫折；二次出山前蛰伏在家为什么让其性格大变；与左宗棠、沈葆桢等晚清名人一生恩怨纠葛；一心为国却成为“卖国贼”等。

尤其是47岁被皇帝解除兵权后蛰居老家两年，他反思自我，在胡林翼等的帮助下，最终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为人处世脱胎换骨，不仅清除了政治敌人，而且以“结硬寨、打呆仗”战胜了军事宿敌太平天国，位极人臣。那两年时间曾国藩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到底是如何修心、自我管理，从一个笨拙、憨直、资质平庸的人，真正脱胎换骨，完成人生飞跃，最终成为大清王朝的最后领航人和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在这本书中，作者都做出了详细解答。

获罗振宇余世存等人集体推荐

据悉，张宏杰笔下的曾国藩得到了罗振宇、谭伯牛、余世存、老六、刘瑜等人的大力推崇。罗振宇说，“张宏杰呈现的曾国藩，一生活在矛盾与冲突中，是一个有灵魂有体温有意思的“圣人”。

刘瑜说：“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义，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我也禁不住喜爱曾。”

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翻开本书，领略曾国藩如何以一种笨拙的精神，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升级之道。

对话

张宏杰：曾国藩一生得益于挫折

辽沈晚报：您这一本，与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风格都不一样，您是想写一本具备什么样特点的《曾国藩传》呢？

张宏杰：我想让这本《曾国藩传》跟市面上已有的都不一样。朱东安老师的《曾国藩传》虽然写得很扎实，但是受阶级斗争史观影响的痕迹太明显，整个思路还是阶级斗争史观的思路。剩下的好多都是从成功学的角度去解读曾国藩的，也有很多把大量野史放在里头的。比如说曾国藩看官员时相面，有人低着头，有人昂首挺胸，然后做出他的种种判断。还有包括好多人大量引用的“巨蟒转世”，这类传说一看就知道是不靠谱的，也没什么价值。这个“巨蟒转世”除了用来说明他是皮肤病之外，感觉也没什么用。所以我写东西基本上不会用这类的野史传说。

这本《曾国藩传》，我就是希望在别人注意得比较少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有价值的地方着重去写。比如“天津教案”，这个在别的传记里写得比较少，或者别的传记中写他是“汉奸”“卖国贼”，但是我认为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是他一生的光明点而不是污点。我想写一个与别人笔下都不一样的曾国藩。

辽沈晚报：在出版《曾国藩传》之前，您已经写过一篇关于曾国藩的博士论文，并出版了《给曾国藩算算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系列，翻译有《曾国藩读书与做人》。如果从您1997年写过的一篇历史散文《解剖曾国藩》开始算，您写作曾国藩也有二十余年了。这二十来年，您为写作《曾国藩传》，从资料收集、写作准备、实地考证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准备？

张宏杰：从第一篇写曾国藩的文章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我在读博之前就开始写《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读博三年和博士后三年所写的论文都是关于曾国藩个人的经济收支的，在那之后又写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和《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3》，所以这些年光是写曾国藩，至少就花了十年时间。写曾国藩，特别是写论文时期，准备的内容就更要充分一点。《曾国藩全集》中的内容肯定都要熟读，相关的《李鸿章全集》《左宗棠全集》《胡林翼全集》《曾国荃全集》也都要掌握，还有比较重要的是台湾学生书局的一套包含十厚本的影印文集，实际上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依据了里面他亲笔写的一份账单。

实地考证方面倒是做得比较少，主要就是曾国藩的“富厚堂”去了几趟。“富厚堂”这个地方我还是很喜欢的，它和一般旅游景点不一样，虽说是曾国藩故居，实际上他都没去过“富厚堂”，但它整个建筑的风格、布局，还是很好地体现了曾国藩的特点，因为这个是他儿子和他弟弟主持建造的，主要是曾纪泽设计。从外表看非常雄伟坚固，但内里还是非常简朴，没有过多的装饰，既符合一个侯府的气派和规模，但是又体现出非常节俭的，耕读传家的作风。特别是后面把一个小长坡也包进来了，往山坡上走，里面有很多树，包括它后面那个墙，都是夯土墙，感觉就特别好，特别接近自然。

辽沈晚报：很多人在写历史人物时，很容易会有情感代入，比如写左宗棠的就觉得曾国藩很差，写郭嵩焘的就觉得左宗棠人品不好，很多人会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写作对象身上，但您还是很好地保持了一个中立的态度，这是您长期写作训练造成的吗？还是您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张宏杰：如果从文学角度去写一个人，写一个饱含情感的散文或小说，这样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向读者传达历史的真实的话，那就不能这样写了，要破除你头脑中“情感先行”或者是“立场先行”的态度。中国人容易有这样的问题，有文人的传统，一写文章感情就非常充沛，包括过去的科举考试，比的就是给你一个芝麻大的事儿看你能不能写成西瓜那么大，还得写得让人信服。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诡辩术，它不能呈现历史的真实。虽然我写的东西都是面对普通读者，从学术角度讲这叫“通俗历史写作”，但是这个东西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就是要真实。

所有的东西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才有价值。还是要花一定的时间去进行史料考辨才可以去写，不能专门去挑一些有利于写作的证据。比如说有十个证据，你就挑两个有利的，剩下八个不用了，我觉得这是很不厚道的做法。

辽沈晚报：您一开始是写历史散文，文学性非常强的作者出身，为何到今天您的文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张宏杰：我一开始从一个文学青年的角度开始写作，现在越来越注重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像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时候，还能感觉到一些饱含情绪的东西，到写曾国藩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辽沈晚报：曾国藩赏识人才，沈葆桢就是他提拔的。但他更大的人才库，是他的幕府，有四百九十七人之多，而且就像学校一样，还组织各种考试。李鸿章可以说就是他幕府里杰出的人才，成为曾的接班人。总体来说，曾的人才观，主要的有哪几条呢？

张宏杰：曾国藩的人才观就是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广收的话，就是像孟尝君一样广收人才，只要是有一技之才，他就收过来，所以他幕府的体量才这么庞大。那么慎用，在具体任用之前，委以重任之前，一定要经过详细严格的考核，不能随便用。因为中国的官僚体制，任用一个人容易，把他再拿下来就难了。所以他对李鸿章，实际上李鸿章投奔他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先把李鸿章派到曾国荃的大营去，一方面用李鸿章的眼睛看一看，曾国荃大营还有什么问题；另外一方面也通过曾国荃的眼睛，来考察李鸿章这个人。那么勤教，就是曾国藩认为天底下现成的人才，都要自己亲自教育，培训、培养。这一点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上体现的特别明显。

辽沈晚报：很多野史说曾国藩善于相面，从他管理幕府与识别人才来看，的确是有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鉴别、历练、推举、成就的方法。对此您怎么看？

张宏杰：是的，曾国藩选拔人才确实有相面这一环，但是我个人认为相面不是最重要的。就相面来讲，也有相五官和相精神，那么相精神对他来讲可能是更重要。通过谈话看这个人有没有条理，另外观察这个人的精气神。

辽沈晚报：曾国藩有很多次挫折，比如他少年时代与父亲一起，从十四岁开始考秀才，每年复读，考了五次都失败了。对于这次挫折，他转败为胜的关键是什么？

张宏杰：曾国藩一生确实得益于挫折，所以现在我们说，一个人的能力有一种叫做逆商，就是说我们除了情商和智商之外，还有一个逆商——逆境商数，是我们该如何面对逆境。那么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因为他实际上天资比较平庸，从小经历了无数的挫折，所以他的逆商很高，他能够做到越挫越勇，肯于付出。挫折一般打不倒他。特别是多次考秀才失败，但是他锲而不舍，最终科举成功的事实，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教育，让他认识到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坚持到底，早晚会达到成功的彼岸。那么这一点，洪秀全和他形成一个很好的对比。洪秀全也是多次考秀才，但是考了三次之后，就精神崩溃了。但曾国藩能坚持到底。这实际上也预示了他们人生的成败。所以他总是善于把逆境化为动力。

辽沈晚报：曾国藩的第二次挫折，应该是中进士之后，到翰林院做了京官，发现自己的学问太浅，见识不够，这种挫败感让年轻的他竟萌生了退意。这样的挫折他是如何度过的？

张宏杰：曾国藩刚到北京做官的时候，确实也有挫折感。因为他作为一个湖南乡下的读书人，带着一口浓重的乡音，家境又那么贫寒，来到北京，见到那么多世家大族的子弟，那么多有学识的人，那么多名儒。所以跟人家一比，他确实是有一种自卑感，但是正是这种自卑感促使他立下了要学做圣人的志向。也是立志要对自己进行一次巨大的超越，这是他离家学做圣人之治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