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可以新作《息壤》: 从给予中照见自己

辽沈晚报 2019年03月11日

以代表作《北妹》步入文坛的盛可以,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创作放在了对于当下女性境遇的关注上。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息壤》,作为她的第九部长篇作品依然延续了这种风格。在这部作品中,盛可以敏锐地选择了从女性生育的角度切入,探讨当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引领读者共同思索在不断变化的当下生活中,女性面临的新困境以及新蜕变。

是赐予的福地 也是沉重负担

据该书出版方介绍,《息壤》的故事发生在湖南益阳一个小村庄初姓的家庭里,主要的笔墨集中在了初家四代八个女人身上。她们中有被封建传统毒害却又同样施之旁人的奶奶戚念慈,有被压抑了一辈子成为生育机器而终至寂灭的母亲吴爱香,有将全身心奉献给家庭的初云、初月,也有拼尽全力想要从中逃脱出来的初雪与初玉,还有更为自我的初来宝的女儿、初家第四代初秀,但是无论她们是何种态度,初家的女性都不自觉地陷入有关生育问题的漩涡,而其中第四代五位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尤为复杂。与丈夫阎真清感情破裂的大姐初云一度想为一个对自己好的人再生一个孩子,为此要跑去北京找小妹初玉做输卵管复通术;初冰为了小五六岁的电工取生育环却发生了意外,丢掉了子宫;因一次意外而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初雪策划了另一场有关生育的战争;坚持反对生育的初玉却最终成为了“生育勇士”。

女性的生存困境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诸多层面,但其中最为敏感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却是女性独有的子宫所带来的生育能力。子宫这片具有生长力量象征的原始息壤是造物者赐予给女性的一片福地,也是女性不断与自我与社会角色发生纠缠的最深根源,更是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沉重负担。这不单单体现在传统农业社会,子宫孕育生命繁衍后代是女性唯一的价值,在社会生活的不断变迁中,子宫也成为了女性维系情感关系、婚姻与家庭地位的重要保证,是社会角色辨认的关键指标。无数个故事都与她有关。

深度还原女性境遇的复杂性

在小说中,作者借由八个女性的机遇状态,用其敏锐的洞察力、最日常的话语,缓缓触及她们最为私密的内心深处,用冷静节制的书写挖掘出潜藏于各个人物内在的思想走向,并呈现其性格发展的复杂性,每一个女性人物都血肉丰满,几乎算是集中立体展示了当下女性遭遇的种种困境与挑战。

小说中的初玉,从厌恶生育到初秀事件时内心观念的动摇,再到与卷入前辈恩怨的男友朱皓重归爱情的炽热且意外发现自己怀孕时,最终“全身心投入到做母亲那回事里”。作者通过在一次次叠加情节中所呈现的观念上的转变,具有自身发展的走向和脉络,也代言了她这个年龄知识女性与传统割裂又依恋的繁复心声。小说正是通过这样的路径,使作品具有了更多可以被发现和讨论的生长点。

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叙事

与众多家庭一样,初家只是中国农村家庭中的一户,只是诸多深受封建传统传宗接代影响家庭的代表。作者在以女性生育作为创作切入口的同时,小说中的小人物叙事并非局限在某一家族某一村庄,而是放诸在整个时代变迁的宏大背景之下,但是这却又并非大张旗鼓地简单铺叙,而是穿插在人物活动情节空隙之间,不露痕迹地与整个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相勾连,呈现了作者非凡的叙述把控能力。

小说中很少有大段大段的对于历史社会环境的描写,但我们从人物身份和生活的轨迹或可看出端倪。比如父亲是当地农民、母亲是下乡知青的初云丈夫阎真清,初冰的丈夫、在战场上丢了一条腿的退伍军人戴新月,这些人物的设定都成为了历史的注脚,是作品中不容被忽视的细节所在。又如初云后来到城镇当家政阿姨,初冰将照相馆转型为婚纱摄影店后还是前往广州寻找新的商机,这些设定不仅仅因为她们两个家庭夫妻感情出现了裂缝,更是乡村城镇现代化进程的侧面写照。

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展现乡村转型的大背景时,也描写了村民们对于流言蜚语的关注,从中我们能读出作者的批判态度,但从其处理家庭的温馨场面、湖南风物及方言恰到好处的运用,又能感受到作者在其中所倾注的更为难能可贵的关切目光。这一叙事模式的采用和情感的注入,为作品增添了更加深沉厚重的质地。

在给予中自我更新与成长

在对初家四代八位女性长达四十年的描写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女性成长史的进化过程。小说中设置了成长在新世纪下的初家第四代初秀怀孕的事件,面对初玉的严厉批评,初秀的回应是“这就是我,只要我坦然面对,自己不看轻自己,别人怎么样无所谓”。而这让初玉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而在反思之后郑重地说出:“挣脱所谓女人的绳索,让性别成为你的背景,而不是脸面;成为你的基石,而不是负担”。

实际上,作者对于现代女性的反思早已通过朱皓之语传达出来,“现代女性的自我物化矮化弱化,与自愿裹小脚是一个道理”。在这里,作者将女性生育的话题引入了一个更为宽广开放的讨论角度。子宫是女性身体的一部分,也是女性有思想有灵魂的生命载体,她赋予了女性“给予”的特质,又促使女性在给予中完成了自我意识的更新与成长。

盛可以洞察性地发现了女性身体与自我意识之间幽深而微妙的关联,超越了停留在身体表面的讨论,而将其融入到了自我灵魂的找寻与思索之中,展现了中国当代女性愈加独立的自主特质。

小说的结尾,吴爱香去世,初云和初玉已到了当奶奶的年纪,初玉又生了二胎,是个女孩。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安排,这似乎意味着,女性的自我完成将是一个未完待续的议题,也留给了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

对话

盛可以:我的作品都植根于生活现实、社会真实

辽沈晚报:新书名叫“息壤”,有什么深层次的涵义吗?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

盛可以:“息壤”这个名字很有意蕴,非常耐咀嚼。这个书名的含义跟“子宫”的涵义有相通的地方,都代表生生不息的繁衍和生命。

写这本书,其实很大程度上要跟我的童年阴影联系起来。童年的时候我见到有女性去做结扎手术,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会用一个两轮的板车拖回来,用棉被从头到脚捂着她。这个情形一直在我脑海里,让我觉得非常恐惧。那时候我就觉得永远不要结婚生孩子,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经受这样的痛苦。

另外一个直接促使我开始要动手写这个小说的原因,是我们老家邻居一位老寡妇,她80岁去世,生了7个孩子,有5个是女儿,她自己也是在30多岁时守寡,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婆婆,这个婆婆同样也是很早就守寡。在她们家庭内部长期存在着一种斗争,比如婆婆对她的控制。她的女儿都有各自不同身体和精神的遭遇,不同的命运。其中有非常觉醒的,有非常清醒的,也有随波逐流的。我想这个小说应该是一个普遍的中国女性的状态,但是同时也有她们个人的一种独特性,因为这跟她们个人的背景和她们的性格都有很大的关系,都是紧密相连的。

辽沈晚报:《息壤》将女性的命运和气质放在女性创作里面,这是一个开拓气质的作品,而不仅仅这是因为女作家写的或者仅仅是探讨女性身体、精神的作品。您接下来有没有新的作品?是否还会继续探讨女性的话题?

盛可以:我的作品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看,一部分是表达女性的权利,女性的声音,像《北妹》《野蛮生长》《福地》,另外一部分是从历史中挖掘一些题材而关照现实。我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植根于生活现实、社会真实。

我也可以透露一下,我的下一部作品也是女性主角,也是基于一件社会事件。这个事件是20年前发生的,一个女孩子因为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而被枪毙了,她大约20岁,但是我发现人们讨论的只是她是一个凶手和罪犯,但是没有人讨论她为什么要杀死她的丈夫。我这部小说就是要去讨论她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以及为什么温暖、正义和良知都没有关照到这个女孩的身上。

我对这个新闻当时特别有触动。第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们年龄差不多,她也是七几年的,然后我们都是出生在非常穷的村庄,村庄里有非常落后的一面。当然她那儿更落后,落后到因为迷信使她的命运遭受了叵测,被整个村庄赶出来,13岁就流浪在各个地方。我就在写这样一个女孩的传记,当然不是一个真实的传记,我所知道的只是一个也许200字的新闻线索,但我希望通过大概15万字的小说创作,去探讨这个女孩命运悲剧的根源。

辽沈晚报:关于女性写作,一方面是女作家写作,一方面是很多男作家也写了非常多非常好的女性形象。如果有人问您,您觉得您在写作上愿意承认自己就是女性写作吗?

盛可以:首先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写作是没有边界、不设藩篱的。我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解放,这个词不管是放到女性还是放到写作来说,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关键词。文学是没有性别的,为什么有一些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或者是有一些人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是因为这两个名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歧视,对它们会有比较狭隘的理解。比如说女性写作大家一听就可能觉得会是小资、恩爱、情感、男男女女,可能会限制在这样一个小区域范围内,这样的话可能女作家就不愿意承认。因为大家都觉得写作应该是比较开阔的。

当然,我一直在说《息壤》是彻底的女性主题的作品,从以子宫的角度切入来写女人,也是彻底的女性写女性,写子宫、写生育,写女性的精神,写女性的权益。那么,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女性写作者?这本书可以说是没有疑问的,而且也是不可以去否认的。

在我写作的两部分中,其中一部分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写女性,持续关注女性,关注女性的生存近况。尤其是我关注的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话语权,不能自己发出声音的,生活在非常封闭环境当中的女性。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有更多的女性群体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受教育、医疗、资源不平等的状况下。如果我创作的作品能影响女性,能影响她们的思想,影响她们的行为,进一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能解放她们,那么我觉得这同样对社会进步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真的是跟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觉醒,女性的思想都有非常直接的联系。所以,各种标签是没有特别大的意义的,有时候这种划分可能更便于辨识某一类作品。其实也无妨,对我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