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笔于2005年，历经13年的锤炼，200多万字的稿子最终以近九十万字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近日，著名作家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面世之后，迅速成为文学界、评论界热议的话题。这部耗时十余年的小说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

据李洱自己说，小说原始版本为200万字，13年来光是电脑就用坏了3台。“我写完后心境非常苍凉，提笔时30多岁，完稿时成了年近五旬、两鬓斑白的人。”

翻开书就意味着一场文学挑战

据新书出版方介绍，《应物兄》以儒学家应物兄为轴心人物，上下勾连、左右触及所有的相关者，记述了70多位鲜明生动的当代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应物兄作为一位饱读诗书的大儒，在当代商品化大潮中播云弄雨，成就了一个将文化进行商业运作的奇迹，在成功的表象下，他内心却体味着不为人知的碎裂与矛盾。小说极尽饶舌与喧嚣，将这个时代滚滚向前、泥沙俱下的宏阔场景呈现无余。

面对如此众多的人物，《应物兄》做到了“人人有其性情、气质、形状、声口”。书中没有用曲折动人的情节，也没有用意识流手法，而是循日常的“言行举止”，即时的“所感所发”来塑造三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当下风貌，不仅有着充分的社会学和美学依据，而且也推陈出新地将《红楼梦》每回都以“话说”、“却说”起头的全知叙事，改造成了“他见、我想、后来才知道”等更为自然的有限叙事。

记者了解，《应物兄》是李洱继《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之后第三部长篇小说。全书围绕着虚构的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建展开，跟随着主人公应物兄一起出场的，还有乔木先生、程济世、葛宏道、栾廷玉、费鸣、文德斯等，他们或是当代大儒，或是跨政界学界的儒官，或是怀揣启蒙之问而上下求索的学者，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希求与失落，闪光点与缺陷，在筹建儒学研究院的一场大戏中各就各位，兢兢业业地负重而行。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尽管人物遍布政、商、学、媒体、寺院、江湖、市井，但主体仍是三代学院知识分子，老一代知识分子，除了程济世，都是新中国历史实践的参与者、见证者，从而生动刻画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人格特征与精神面貌。

对此，作家周大新评价说，“这部书是当下我看到的最精彩的表现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可以和《围城》一比。”他认为，李洱的叙述非常细微，细微到像显微镜观察东西的地步，给读者一种新鲜感和美感。作家金宇澄评价说，该作是升级版的《围城》。

书中涉及中外典籍500余种，在一部小说里，竟然会遭遇如此多的引号与书名号。评论家张生甚至认为，普通读者可能会很吃力，读不懂，翻开书就意味着一场文学挑战。

谈及古今中外文献数百种

《应物兄》借对话、讲演、讨论、著述、回忆、联想，所引用和谈及的中外古今文献高达数百种。通过《诗经》《易经》《道德经》《论语》等经史典籍，以及《理想国》《诗学》《五灯会元》《梦溪笔谈》《周易本义》《国富论》《哲学史讲演录》等大量中外名著，大致可看出作者的思考背景和阅读范围。书中或展示、或引用、或杜撰、或调侃的诗、词、曲、对联、书法、篆刻、绘画、音乐、戏剧、小说、影视、民谣、段子、广告、脱口秀等，更是密集出现。读者又一次体会到当年《花腔》卓越的叙述才能带来的惊艳之感。

此外，作者在生物学、历史学、古典学、语言学、艺术学、医学乃至堪舆风水、流行文化等领域，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其所积累和触碰到的知识量堪称浩瀚。

这部作品还细致地描写和提到了数十种植物，近百种动物，还有器物和玩具，如鼎、觚、爵、钟、鼓、羊肠琴弦、玳瑁高蒙心葫芦、铃铛、拨浪鼓；食物方面，则对仁德丸子、套五宝、鱼咬羊、羊腰子、羊杂碎等，给予了不厌其详的生动叙述。

对于这种慢节奏的写作，评论家李敬泽认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小说都属于急火火的，我有一个故事，一把抓住你，你可别走。这本小说是什么？是个大园子。走走停停，兴之所至，自然得趣，这就是这部小说庞大和丰盛之处。”

一部小说写十年八年都正常

算起来，在《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之后，足足有13年时间，李洱几乎没有再发表过作品，连中短篇的写作都停止了。事实上，这是因为这些年他的生活变化很大。他和妻子从郑州搬到了北京，刚刚安定下来；他的母亲突患重病，他和三个弟弟在几座大城市求医问药。一个已经享有海内外声誉的作家，又正当创作盛年，被各出版社、杂志社和媒体追问写作动态，他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著名评论家王鸿生说，这些年李洱忙工作、忙孩子、忙着替人做嫁衣、忙着组织和参与各类文学活动，“又处在文学圈的漩涡里，这个人承受了多少难产的焦虑和被嘲笑的尴尬，我们不知道。一边在日常消耗里谈笑风生，一边默默运斤、吐丝结茧，他是如何应对外在的压力和自我的分裂？我们也不知道。”

至于为什么写了这么久，李洱表示：“马尔克斯说，小说有多长，它的注释就应该有多长。小说写一部，作家为这部小说所做的文案工作，应该20倍于它的正文。可能其他作家太有才华，但平庸如李洱者，小说写13年是应该的。”他说，他跟很多西方作家对话的时候，会问对方这部小说写了多久？“坦率地说，一部小说写十年、八年都是最正常的。”

“如果说这部书还有什么，我觉得以人名为小说的，在《阿Q正传》之后，当中还有一些作家以人名作为小说的题目，但很少。为什么中国作家不愿以人名为小说题目？这种情况会出现在哪个时代？在一个社会兴旺发达，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宰，成为一个成长的主体，成为对社会、对自己负责的个人的时候，他才敢于以人名作为书的题目。我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大家看完书就知道了。” 李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