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三洞桥。

三洞桥爆炸现场的惨状。

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是皇姑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发现了河本大作的口述笔记，写在粗糙的“陆军省格纸”上，研究者认为是皇姑屯事件后河本大作写给日本官方和军部的“交代材料”。

河本大作写道：“1926年3月，我上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来到满洲时，满洲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当时的总领事吉田茂，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如果话谈到对方不利的事，张作霖便推说牙齿痛而溜掉，因此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氛，实比华北的军阀更浓厚。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赶紧有所作为。”

河本大作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干掉不听话的张作霖，他当然不是一个人，他的后盾就是对东北磨刀霍霍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肯合作的张作霖已经成了他们眼中图谋东北进而侵略中国的最大障碍。

日本关东军想借暗杀张作霖之机制造“满洲”动乱，再以“维持满洲的治安”为名，占领“满洲”各地，建立一个所谓“独立”的“自治”政权。

虽然皇姑屯事件后的隐忍应对避免了全面战争的提前爆发，不过研究者认为，“皇姑屯事件”不仅为“九一八”事变提供了行动方式，也提供了行动骨干。比如“九一八”事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日本军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都与河本大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记录在“陆军省格纸”上那份“交代材料”的最后，还有河本大作一句话：“这个事件后，我要石原中佐来关东军帮我。这时，已经开始计划‘九一八’事变的方策了。”

在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推行满蒙独立的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扶持代理人攫取侵略权益转向了直接的武装占领。可以说，皇姑屯事件就是日本武力侵华的开始。

一起幸运躲过的连环暗杀

“别查了，拉倒吧！”早在皇姑屯事件的12年前，张作霖就遭到过一次日本人谋划的暗杀，只不过那一次比较幸运，张作霖逃过了一劫，但是因为势不如人，张作霖不得不忍下了这一口气。

第一次被暗杀发生在1916年5月27日，当时的张作霖已经成为奉天督军，掌握着奉天省的军政大权。那天日本天皇的弟弟经过奉天，张作霖去奉天车站迎送。张作霖的场面整得挺大，一行有五辆豪华的大马车。

送完人回转的时候，就在小西边门，突然从旁边楼的窗口扔出来一颗炸弹。不过幸运的是，暗杀者不认识张作霖，看和张作霖一起的汤玉麟瞅着挺有派头的，就把炸弹扔向汤玉麟了。也是这刺客不专业，扔也没扔准，汤玉麟也只是受了轻伤，不过卫队卫兵当场就被炸死了好几个。

张作霖当时是坐在后面马车上的，一见情形不妙，他马上跳下了马车，跳上了边上的战马，穿过大西边门准备绕道奔回将军署。没想到，在跑到奉天图书馆前时，突然从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也亏得张作霖的马奔跑速度极快，炸弹落在了张作霖的身后，只是炸飞了张作霖的帽子。而那个刺客反而被弹片击中死于当场。死了的刺客穿着日本人才穿的木屐，是谁干的，一目了然。

第一次暗杀张作霖时，日本军部和一些军国主义势力正极力推行“满蒙独立运动”。所谓“满蒙独立运动”，是日本妄想把内蒙古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成立一个独立的满蒙王国，由日本托管。可以看成是日本侵略者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的计划雏形。

这些人将张作霖看做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决定用暗杀手段除掉他，甚至还计划乘乱杀入奉天城，使东北成为他们的天下。

这一次的暗杀其实也代表了一直以来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态度，那就是一方文官稳健派想扶持他当傀儡，而一方军部激进派觉得他看着就碍事。

没有诚意的“阅”字

毋庸讳言，日本武力逼迫下的张作霖，他的发迹离不开日本人的扶持。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总结：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的作战计划多半出自日本人之手；第二次直奉战争，日军全力支持张作霖，使奉军把直系军队赶过江南，张作霖成为北京的统治者。1925年年底，郭松龄倒戈，率军直扑沈阳。当时东北军的精锐几乎都掌握在郭松龄手里，若无日本方面调遣驻朝鲜龙山的军队直插沈阳紧急增援，恐怕张作霖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但随着自身势力的逐渐膨胀，并不想做傀儡也不愿做“卖国贼”的张作霖也一直试图摆脱日本的控制，求得自主，最终导致与日本在华利益发生冲突甚至让日本人对他除之而后快。直到1928年，日本人还在逼迫张作霖履行袁世凯签署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过张作霖早就说了，“咱们绝不能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以内的事项，以免让东三省父老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玉海说，“张作霖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但其维护民族利益的目的是明确的。”他举了个例子，“二十一条”当中规定，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有商租权，张作霖下令给各县县长，不准中国人把土地租给日本人，违者严惩。“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没有签过一个卖国条款。”

在北伐军快要打到京津地区的时候，日本人又拿出了“满蒙新五路协约”让张作霖签，内外交困的张作霖就在上面写了一个“阅”字。胡玉海说，“一个阅字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协约需要的是政府相关部门的盖章才行。”

当时日本政府首相田中义一看了这个“阅”后就说了，这是根本没有诚意的文件。“虽强使张作霖在正式文件上签字，恐张亦必将制造某种理由拒绝实行，”然后又说了一句，“征诸往例，事属必然。”也就是说，张作霖经常干这种事，借了日本人的势后，做的许诺都不兑现。

“除张”也有两种意见

献上《田中奏折》称“意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意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田中义一在日本军政内部是一直支持扶持张作霖的。他在1927年上台成为日本首相后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在会上拿出了一个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对华政策纲要》；核心就是一句话：“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其中提到的要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勇往直前；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等都是与张作霖一直谈不拢的问题。

东方会议上, 就如何实施这一政策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采取“内科方式”，即以强硬外交为手段，以经济渗透为主，逐步扩大侵华利益。他们较为担心若以武力干涉方式，容易引起与欧美列强的冲突。另一种主张采取“外科方式”，即在强硬外交的基础上，不惜动武来扩大侵华利益，准备必要时与英美进行战争。军部就是这种“外科方式”的代表。

具体如何对待掌握东北大权的张作霖，日本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逼张”和“除张”。第一种是“逼张”，如若不成，再另行他策。田中是这种意见的代表。他认为，虽然张作霖越来越不好说话了，但在南北对抗的形势下，只要日本“驯服”有术，张作霖有可能“回心转意”。

军方极力主张的“除张”也有两种意见，一是除掉张的军政大权,，迫其下野，另外拥立亲日分子；一是干脆杀掉张作霖。关东军强硬派则是一力主张除掉张作霖，然后在东北制造动乱，于乱中建立亲日政权。

胡玉海表示，当时日本全面侵华的条件根本不成熟，日本军方除掉张作霖也不过是想能借着奉天方面在应对时出错，然后以此为借口打一场局部战争。用武力来逼迫张作霖的继任者成为真正的傀儡，使得日本能在东北攫取更大的利益。

日本各方意见的目的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来。只不过田中义一他们是想让张作霖继续做日本的代言人。但这一争论随着皇姑屯的一声巨响彻底终结了。

“九一八事变”

差一点提前爆发

“在轰隆的爆炸声中，黑烟飞升上空，高达二百公尺，我只能想象张作霖的骨头是否也飞上了天呢？可是对于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也很惊恐，有些提心吊胆似的。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第二个脱轨计划，派大刀队杀入，现在已无必要了。”（1986年2月，吉林文史出版社根据1954年日本《文艺春秋》中河本大作的日文口述译成中文，出版单行本《我杀死了张作霖》）

“若张作霖辈死一二人又有何妨，此次定要将他干掉……”河本大作在写给同是关东军军官矶谷廉介大佐的信中这样说。他认为，“杀死头目，断定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因此，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河本大作曾有过证言，说他察觉到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企图暗杀张作霖，但觉得不应该让司令官承担这种事情的责任，所以就自己指挥研究计划、选择执行者，最后让列车成功地爆炸了。

关东军中坚将校中，结成了“二叶会”“木曜会”等所谓的研究小组，探讨陆军的改革以及满蒙问题的对策等。河本是“二叶会”的成员，在“二叶会”中，除了他以外，还有“九一八”事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排张论”据说在这些少壮将校研究小组中是基本一致的结论。

日方的资料显示，炸死张作霖只是第一步，按照预定的计划，河本大作事先在奉天大和旅馆前集结了足有1个旅团的兵力，事件发生后，再令参谋尾崎大尉紧急集合关东军，同张作霖卫队交战，搅乱局势，再以“维持治安”之名出兵占领沈阳乃至东北。

阴差阳错的是，因为不了解河本大作的阴谋，其他的日本军官在3日晚上就解散了那个旅团。田中内阁的外相冈田启介后来在供词中说：“如果那时能紧急集合的话，大概满洲事变当时就会发生。”

日本学者户部良一在《日本陆军与中国》一书中写道：“被日本军杀害了父亲的张学良成了满洲的统治者，当地比以往更为激烈的排日行为也就不可避免了。暗杀张作霖、瓦解奉天军阀、扶植可以取而代之的亲日势力——河本的尝试最终归于失败。”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李振村

本版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查金辉 摄影并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