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删节）

李徽昭

无论中西或古今，河流都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不同文明文化形态的出现及其发展转换无不与大小河流产生种种关系，但将河流作为小说写作的主要题材，尚不多见。八十年代张承志曾有《北方的河》，以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篇幅，牵连起黄河、无定河、湟水、永定河等四条北方自然大河，加上追忆中的新疆额尔齐斯河与梦想中的黑龙江，众多北方河流在张承志情感奔涌的文字中迸发出雄健的气质，众河流淌的是中国文化的多重象征，顺应八十年代寻根文化思潮，引起众多反响。

徐则臣新出长篇小说《北上》以三十多万字的宽阔篇幅来写一条河流，却不是张承志小说中那些磅礴流淌的自然河流，而是流贯南北、穿越历史的京杭大运河。他笔下这条贯穿南北的人文长河与张承志的北方大河迥然不同，文化符码的象征性逐渐弱化，不再是张承志带有力量的抒情，而是一百多年前意大利兄弟俩各自穿河北上，所看所闻所亲身经历的中国。

小波罗（意大利名为保罗·迪马克）和弟弟（费德尔·迪马克）怀着对马可·波罗书写的美好中国的期待，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与同船的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与中国女子如玉，由北往南，从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到济宁、天津，从摇晃的运河行船到运河两岸，经历与见识船闸人家、兵马劫匪、纤夫官员，遭遇了人生所能遭遇的一切，将一个想象的马可波罗的中国，转化为身体力行、耳闻目见、鲜活生动的中国。沿着时间和历史流淌，意大利兄弟俩一百多年前的同船者、遭遇者，也繁衍出各自后代，即邵秉义、邵星池、谢望和等众多后辈。在各自命运中，演化出新世纪运河边上与河流结缘、行走生活并关注河流的现代故事。《北上》中，河流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空间，也是与人物性格、命运发生密切相关的文化焦点。意大利人小波罗怀着对中国的美好想象，雇船沿运河北上；弟弟费德尔坐船参加联军攻打北京；邵秉义、邵星池父子俩是运河船夫；谢望和做运河电视节目《大河谭》；周海阔收集运河文物、在运河边开旅馆；胡念之对运河进行考古。这一切均与运河息息相关，河流是能指也是所指，成为小说故事推进的重要力量。

不仅如此，以30多万字的煌煌篇幅，书写一条大河，拉开了一百多年历史的宏大视野，使河流与一百年来中国命运、现代中国历史产生一种密切的扭结关系，在人物命运、河流和历史的交互关联中，故事性得到相当的彰显，现代中国历史也与运河彼此互动共生，散发出长篇小说的深远思想内涵。

《北上》中，作为一种比较视野的保罗·迪马克、费德尔·迪马克两位意大利兄弟，与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秦如玉等中国大地上出生成长的中国人，互为比较形象。对于谢平遥来说，以清末翻译工作为业，经常接触外国人，在小波罗这个外国人身上发现了人的多重性，这个意大利人既对中国好奇，又有着“欧洲人的傲慢和优越感”。而在小波罗带着马可波罗式的浪漫中国想象中，他对运河、对中国笔墨方式、对中国大地上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他给中国人拍照、与船夫聊天、和中国官员接触，在和中国人的朝夕相处中，深切地感受着一个“老烟袋味”一般的古老中国。不仅如此，他丝毫不掩饰自己人种的异质性，愿意被中国人观看。互为他者的小说形象形成了小说内在的文化间离效果。在小波罗雇佣谢平遥翻译、邵常来做饭北上的一船同行中，他们走过船闸、访问教堂、走进官府、经历劫持、偶遇平民，这一系列坐船北上的运河之旅，互为他者的比较的小说写作方式充溢着一种跳出中国（以两位意大利人叙事视角）看中国（变革发展的多元性）的文化间隔效果，营造出丰富多元的文化意蕴。

《北上》的小说叙事也营造着不同的比较方式。对小波罗的北上故事以第三人称叙述起笔，谢平遥视角为主。到第二部，对小波罗弟弟费德尔·迪马克的故事叙述时，转而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两种叙述人称前后迥然。第三人称叙述中的小波罗病死于运河上，第一人称叙述的费德尔·迪马克最后变成了中国人马福德，繁衍出后代马思艺、胡念之。此外还有谢望和视角的第一人称叙事，第三人称的胡念之、马思艺、周海阔。不同的叙事者与故事推进发展的聚焦者，使得小说不同人物重叠对照，也使意大利人视角的中国与中国本土视角的中国，衍生出戏剧性的叙述张力，并由此演化出对中国历史追问的多层意义空间。

要之，徐则臣以一种比较的视角介入长篇小说《北上》的写作，将两个意大利人放置到中国运河人文历史书写中，由跨越一百多年的宏阔视野讲述运河故事，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故事与摄影多重的比较视野，同时以20世纪诸多重大事件介入到人物行动与命运中，使这部小说具有时间与历史的长度、题材与问题的难度、思想与艺术的厚度，可以说，在题材、思想、写法上均是徐则臣乃至70后作家长篇小说写作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