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自发

我小时候跟粥有“仇”，一切冠以“粥”名的吃食，都让我恨得咬牙切齿。原因无他，吃不饱！上世纪80年代，故乡东北的那个小山村，饭桌上最常见的吃食就是粥，苞米面粥、大碴粥、小米粥、杂粮粥，几乎餐餐有粥。抱着粗瓷海碗吸溜粥，肚子就像水缸里盛满水，跑起来咣当作响，爬高跃低几个来回，上个厕所，肚子立马像拔了气门芯的自行车胎。

1988年，我到县二中读高中，住宿，一日三餐必有一顿大碴粥。食堂有口大锅，锅有多大？我不清楚它的尺寸，但我知道用它炒菜熬粥，得用铁锨一样的长把铲子翻炒搅拌——或者干脆就是一把铁锹，也未可知。

大碴粥极容易煳锅底，俗称“串烟”。串烟的大碴粥味道浓，不是香浓而是烟浓，浓到让人觉得像刚从烟道里爬出来一般。大碴粥要放碱才熬得稀烂，吃起来才软糯爽口。食堂的大师傅放碱多少似乎随心情：心情好了放得多，心情不好放得少。碱大了，大碴粥仿佛害了黄疸病，味苦；碱小了，白不呲咧、涩口，吃完胃反酸。吃大碴粥需就着芥菜疙瘩咸菜条才能下咽，当然如果有个一戳就冒油的咸鸭蛋就更美了。当年读汪曾祺，对他笔下的吃食颇为心驰神往。比如他的《黄油烙饼》里曾写到一种草籽粥：“这粥是草籽熬的，有点像小米，比小米小，绿盈盈的，挺稠，挺香。”汪老是老饕，会吃，吃吗吗香，他的文字比吃食还香，越嚼越有嚼头。然而书里的美食，毕竟虚无缥缈，只能滋养精神，难以饱腹，不能替代学校食堂的大碴粥。

读高二的时候，校园周边雨后春笋般冒出很多小吃部，专供二中的学生就餐。小吃部有各种炒菜，主食有馒头、花卷、白米饭，大碴粥几乎上不了桌面。小锅饭菜，比食堂的大锅饭香得多，当然也比食堂价格高得多，但贵也挡不住美食的诱惑。一放学，住宿生都蜂拥到校外小吃部，那场景我经常用“蔚为壮观”来形容——那是我上高中才学到的一个成语。

我上班时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生活越来越好，但少年时期的心理阴影始终让我对粥没有好感。尤其成家立业后，锅碗瓢勺响叮当，日子相对好过了，粥早就成了餐桌上的配角。我虽然吃饭挑肥拣瘦，但也算勤俭朴实之人。有时剩饭实在舍不得扔，就添水熬粥继续凑合一顿。剩饭做成的粥不筋道、少灵魂，简直就是水泡饭，让我越发对粥没了好感。

然万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到了知天命之年，我突然就爱上了食粥。家养一犬，清晨5点便蹲坐在我的床前，嘤嘤有声，催我起床。5点半左右遛狗回来，我不能再上床睡回笼觉，就去厨房做早餐。做早餐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熬粥。铸铁锅里添水，小米或大米洗净入锅，外加俩鸡蛋。大火烧开后加小苏打，再用小火慢慢地熬。等待的时间就坐在客厅乱翻书，或写几百字的短文，厨房里的粥锅咕嘟咕嘟地叫着，氤氲而上的热气仿佛又让人回到幼年烟气缭绕的厨房。

粥熬至烂熟，鸡蛋剥了抛入粥碗，再切一盘芥菜疙瘩咸菜，倒上酱油、辣椒油一搅拌，一口粥，一口咸菜，一口蛋，竟吃出了大餐的感觉——不，远比大餐更舒坦。有一回清晨翻书，翻到苏东坡一文，十分应景：“夜坐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苏轼夜里食白粥，粥后一觉，直呼尤不可说，那一定是舒坦到了极致，想来肯定比大鱼大肉灌满肠胃让人辗转不能入眠好得多。可惜我清晨食粥，却不能像苏子那样粥后一觉，得麻利儿地发动车子上班去。

年轻时爱干饭，年老了好食粥，自有其天道规律。年轻时的肠胃，有无比的热情，生冷硬都来者不拒；岁数一大，肠胃也疲软了，自觉山珍海味不敌一碗稀粥更抚慰肠胃，人也更亲近五谷杂粮，更注重养生了。说起养生，不得不提《史记·仓公传》中一事。阳虚侯的丞相赵章病了，太仓公诊脉说“五日后死”，结果十日后才死。太仓公是神医，神医下了病危通知书，明确说病人还能活几日，肯定有十足把握，谁知竟然大失准头。原来赵章嗜粥，肚里能吃进东西，所以又延续了五天性命，于是太仓公得出一个结论：“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即使贵为丞相，也难免一死，只因爱食粥，竟然得以续命，不得不让人对粥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