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波

《隐秘史》以秘密为中心展开，作品主要讲述了个体不断剖析自己内心的故事，将人性最隐秘的那一部分暴露无遗。作为“声音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罗伟章已然将这一主题演绎到极致。

罗伟章的新作《隐秘史》书写了一场想象中的凶杀案。无论是真实的犯罪，还是想象的犯罪，作品都将人性深处最隐秘的一面呈现了出来。此外，《隐秘史》也是乡土书写的进一步深化，是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全面呈现。

《隐秘史》一开始的叙述，没有流露出主人公桂平昌就是杀人凶手的迹象，而是以弱者的姿态在求自保。这正是人性最隐秘的东西，也是最可怕的地方。《隐秘史》是一部过程小说，无论是否真实发生，其过程是完整的，从发现洞中的秘密、掩盖秘密，到回忆整个经过以及仇杀的原委，所有的细节都没有遗漏，营造了一种逼真的“假象”。而这样的过程，或者说这些想象，几乎符合基本的人性。

小说首先拥有普通生活的基底，写了一系列乡土人物及他们的生活，或出走，或留守，或双栖，他们有的勇敢、有的懦弱，有的蛮横、有的怕事，有的勤劳、有的懒惰，这正是每一位个体的多面性写照，只是很多人将人性的某些面隐藏起来了。无论桂平昌的内心世界有多么复杂，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既普通又具有代表性的农民形象。一直以来，他对生活没有太多的诉求，隐忍、勤劳、善良是他的本性，即使遭受邻居苟军的不断欺凌，照样没能侵蚀他的善良本性。

《隐秘史》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活着”，每个人都带着秘密，为了秘密而活着。如何与秘密共处，带着秘密如何活？将秘密埋藏心间，每天和自己的灵魂对话，和镜像中的另一个自己对话。于桂平昌而言，一开始秘密只是背着亲戚喝南瓜糊糊。到后来，更大的秘密随之而来。村里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秘密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信仰，一种精神支柱。他们都固执地守着自己的秘密，其实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

本质上，《隐秘史》依然是一部关于乡土的小说，作品从多个角度写乡土，比如乡土特殊的人伦关系、人情世故，不断有人与人之间的攀比、较量，“有”和“无”的辩证。无论如何，这也是一曲乡土文明的挽歌，处处有城与乡、传统与现代的对照，作家对乡土投注了丰沛的情感，通过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来为乡土留影做传。特别是杨浪这种异质性的角色，这一人物从小说《声音史》中就开始出现，到三部曲的终章，仍然存在，作者寄托了很多东西在这一人物身上。他采集声音，为乡村保留最后的纪念，这从常人角度出发难以理解，但也正是这种举动，从光阴的深渊里唤醒人们记忆的举动，为村庄留下最后的影子。

在乡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除了作为物质文化表征的大地之外，作为精神文化指涉的传统乡村文明同样发挥着黏合剂的重要作用。正如小说中所言：“村子里人多的时候，同一院子的人，几层院子的人，你串我的门，我串你的门，说些说了一辈子的话，甚至是上辈子、上上辈子人说过的话，却无半点老旧、重复和无趣的感觉。……日子就是这样打发的，乡情也是这样织起来的。乡情是一条埋得很深的根子，徐徐地有微温流过，流过了，却不让你知觉。”由此，作为传统乡村文明的重要精神根基，乡情渗透进乡村日常生活的每个毛细血管，也正借助日常生活细节的世代灌溉而建立起充满热度和温度的情感依恋。

如果说日常生活是传统乡村文明的物质外壳的话，那么乡情乡心则是传统乡村文明的精神依傍。然而，随着城市化这个巨型机器的齿轮转动，不管是坚固的物质外壳，还是柔软的精神依傍都在现代化的疾风巨浪中烟消云散了。《隐秘史》喷绘了一幅由个体、乡村、城市所共同构成的现代中国社会缩影，在具体写作进程中则是将整体性隐为暗影，而把日常生活和个体人心的各类细节置放到叙事焦点上。随着现代性的开启，人们逐步被抛掷到这样一种生存状况之中：“世界从整体角度上、在意义方面，总令人失望；但在细节中，它令人惊奇，因为它总是明确无误。”因而，如果我们想要重建乡土伦理、乡心乡情的形式与结构，就不得不从捡拾、观察、探究它们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和碎片开始，追踪它们留下的断痕或缝隙，并由此索解、复原、建构它们的当代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