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

我八岁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从1950年至1960年，一直住在东四北大街钱粮胡同的海关大院里。

记得从东四北大街胡同东口往里路南，有座两层的中式小楼，挂着鸿顺煤铺的匾。那小楼西面是南北向的小胡同，记得前半截叫轿子胡同，后半截分叉，其中一叉叫孙家坑。轿子胡同进口一株大槐树下，形成一个宽敞的空间，鸿顺煤铺就利用那空间，让雇来的师傅摇煤球。

少年的我，常驻足看师傅摇煤球。经常会有两位师傅交错占位在那里摇煤球。他们把晾干的四方形煤块铲进一个直径大约一米五的荆条编成的筛子里，筛子下面垫一个陶制花盆，然后蹲下来，摇动那大筛子，时不时地往筛子里撒煤灰、洒水，摇动筛子使里面的煤块反复做圆周运动，最后那些煤块就都滚成了乒乓球大小的黑煤球儿。直接用那些四方形的煤块拿来烧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得摇成球形？

后来知道，那些煤块都是按比例掺了黏土的，摇成煤球才能使外壳全是可燃的煤，而且放到炉子里煤球之间有足够的空隙，可以使空气流动，便于持续燃烧。

春末起一整夏到仲秋，摇煤球的师傅都经常光着膀子，缅裆裤捆着红布条腰带，他们屁股底下虽然会叠放着三块砖头，但坐在砖头上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是蹲踞着劳作。因为跟煤打交道，他们脸上总蒙着一层黑灰，但他们肩膀上总搭着一条灰色的毛巾，时不时地拿来擦身上的汗，虽然经年地风吹日晒，他们胳膊胸脯倒并不黝黑，而是小麦黄的颜色，他们摇煤球时胳膊上的肌肉如铰链律动，他们的胸肌厚实而紧凑，具有一种大异于健身房先生的强壮之美。

我们海关大院各家各户，那时候都从鸿顺煤铺买煤。来送煤的，也就是那两位摇煤球的师傅。他们会用一种宽宽的帆布带，把一竹筐煤球斜挎在身上，到了各家，把那筐里的煤球倒进指定的木箱或铁桶中。有的人家会请他们喝茶，他们从来不喝，我母亲知道他们的心态，是不愿意弄脏买主家的茶杯，所以他们来送煤，母亲就从父亲的香烟筒里，拿烟递给他们，他们总是高兴地接过，连声道谢，一支暂夹耳朵，一支出院前就点燃享受。

那时候各家厨房里，使用的多是白炉子，就是鲁迅在《伤逝》里写到的那种，用石膏、石棉做炉体，用耐火黏土做炉膛的小炉子。但入冬以后取暖，不能用白炉子，简陋点的，用铁皮炉子，讲究的，就用铸铁的花盆炉子。

我家使用的是当年最大号的高腰花盆铸铁炉，之所以叫做花盆炉子，就是因为其炉体形态仿佛花盆，高腰大号的，则有如两个大花盆对扣在一起，炉腰有花式装饰，炉身下有三只兽爪般的立足，底下放一个很大的铁皮裹木头的带围沿的托盘，托盘里还要留下足够的地方，来放三样东西：装煤球的小铁桶（大量的煤球放在厨房的储煤箱中，这小铁桶是运煤球及方便往炉中续煤球用的）；放在炉子下方炉口接扒下炉灰的铁簸箕；一个装有撮煤球铲子、煤灰扒子、熥火铁棍、长柄煤夹子的长方形铁筒。

冬日里，煤球在花盆炉子里燃烧，炉口闪动着红光，炉子上的铁水壶滋滋发响，炉后的洋铁皮烟囱先往屋顶升起，再严丝合缝地弯向屋外，屋外的烟囱口再戴个朝上的小铁帽，下面挂个接烟油的小铁筒，而安装在门窗旁的，从隆福寺庙会买来的绘有祥云图案的风斗，更保证着一氧化碳的疏散，真是既温暖又安适，有时炉台上还烤着白薯，加强着小康家庭的香暖氛围，冬晚一家人围炉聊《红楼梦》，争辩，欢笑，唉唉，那是多么令人忆念的时光！

大约我上高中的时候，开始有了蜂窝煤。有人告诉我蜂窝煤是由法国科学家斯特拉姆斯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他使用一种新的技术，将煤炭烧结成蜂窝状，以增加表层面积，提高热量。但是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在家里炉边读《人民日报》，他把一则新闻读出声，就是我国山东一个叫郭文德的，发明了一种比煤球优越的家庭用煤——蜂窝煤。

现在想来，郭文德显然并不知道法国的斯特拉姆斯，有的发明，不同民族可以各自实现。到如今，北京全市不仅禁烧煤块、煤球、蜂窝煤，连一度流行的煤气罐也大体退出了历史舞台，普及了管道天然气的使用。现在钱粮胡同居民的取暖动力应该要么使用天然气要么使用电。但少年时代那健壮的摇煤球师傅的辛劳形象，是不会退出我的生命中的感恩画廊的。

时间淌过城市，便是历史；时间流过个人，便是命运。钱粮胡同于我，是一段生命史，更是个人命运的转捩处，有太多的故事。钱粮胡同啊，教我如何不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