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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翦商》这本书是从你在2012年写的那篇“周灭商与华夏新生”的文章扩展而来的。请问这当中为什么隔了那么久？你当初又为什么会写那篇关于商朝人祭制度的文章？

李硕：商朝的人祭制度，尽管社会公众知道得不太多，但在学界并不是什么新闻。毕竟，殷墟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被考古发现，之后的每一次挖掘都会发现新的人祭坑。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比如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王平、顾彬的《甲骨文与殷商人祭》。我在读书的时候，就了解到了这些知识。

真正让我想写一篇东西的，是一部电影故事，背景是玛雅帝国的人祭制度。这部电影让我感觉特别震撼。我看完后就想，哎呀，我们也有类似的故事啊，怎么就不能写出来呢？于是我就写了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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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你所讲述的这个历史故事，最后的主人公是孔子。这是一个有点出人意料的安排。请问你是怎么想到把这个关于商周之变的历史故事最后落到孔子身上的？

李硕：这个故事最后落在孔子身上，在逻辑上是顺畅的。因为是孔子整理了周公的理论成果，编撰了儒家的“六经”，而后世对于上古时代的了解基本上都是通过“六经”。换句话说，孔子决定了我们对上古时代的认识，这个历史角色确实是非常特殊的。而孔子又是商王族的后裔，他和商纣王有共同的祖先，这种身份肯定会让孔子思考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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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你笔下的周文王、周公、孔子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您觉得历史真的可以被极少数的个体精英的努力扭转吗？

李硕：我也不想这样，但问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我们研究一段遥远的历史，史料只给我们提供了这些东西，也就是大人物们做的这些事情。如果有其他史料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比如广大底层人民群众的作用更大，那我们也可以写出另一套史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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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你会一直写下去吗？

李硕：会的，我还是会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写书。我曾经吹过牛，说要写一套关于中国史的书，现在殷周之变写完了，我想接下去写西周和春秋，最好能一直写到唐朝，这样就基本把中国历史的“古典时期”都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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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为什么写到唐朝就结束？

李硕：唐是诗的时代，而诗，是汉文明中富有宗教性的东西，它不需要提供创世纪或诸神的谱系，就能让人获得“超越性”，所谓天人合一的感觉。如果我能写到、写好唐朝，就足够了。

(本文节选自澎湃新闻2022年对李硕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