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上河记》虽为游记，实为文化考古，它从现场观察，即时感受，生发“自我叙事”，历史引类。这是评论家的当行本色，带着年鉴学派注重微琐，看重生活史、物质史的叙述气质。“沿着黄河，我从甘肃、宁夏、内蒙古走到陕西，从六月走到九月，我当然不是一无所知，我的问题是难以确切地说出自己所知的是什么。”换言之，被看到与被记述，感知与经历的黄河，绝非一回事。李敬泽描述了熟悉的陌生，博学的无知。这是以退为进，用防御性的自我评论，展示对大河流动不居、浩大繁复的敬畏。

李敬泽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有“作家中的考古者”之称。在《上河记》中，李敬泽把河上纪行，写出了纪录片的“文献感”，他像周代的采诗官，取各国之风，用以兴观。若以六经皆史的观念看，河上民风，自是春秋。《上河记》收录的15篇散文汇集了李敬泽行走于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一线的所见所感。2000年，李敬泽曾作为“走马黄河”考察团作家之一前往黄河中游地区开展社会文化考察，从仲春到早秋，度过了绚烂多彩的时光；2019年，借着“吕梁文学季”活动的机会，李敬泽来到山西，再次回到黄河边。“黄河使我有了几十个富饶丰满的日子：喧闹、沉静、鲜艳、晦暗、快乐、沮丧、放浪、庄重。它们在此前此后的日子里闪闪发光，我乐于回忆它们，从中选出十几个日子在电脑上重新过一遍。”河边的点滴在记忆中熠熠生辉，李敬泽精心写下最具代表性、给自己留下最深感触的日子。

不同于常见的一味关注著名景点、历史名人的“旅行笔记”，《上河记》中的散文以紧贴当地日常的视角，将目光聚焦于凝固着历史痕迹的旧牌匾、楹联、门楼、城墙、堡寨、庙宇，历经时光雕琢的古老渡口和村庄，以及当地特有的物产和节日、风俗等。村街深处“上了年纪”的楼阁、村头外观独特的嘛呢堆、枝枝丫丫伸向天空的木架子、看似平平无奇的地震湖……容易被忽略的角落里，处处蕴藏着神奇的文化密码。除了等待着旅人发现的景物，散文中还书写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丰富的生活体验。跟随《上河记》的笔触行走，仿佛能听见各种质朴的乡音，看见当地人亲切的面容，亲身体验黄河沿线的生活，继而揭开历史的面纱，走进一段段韵味悠长的旧时光。

与文字相呼应，书中穿插着50余幅彩色照片。相机记录下行程中的风物，亦凝聚着无限情感。作者手绘的路线图、城堡平面图，更将记忆的脉络直观展现。

当记忆出现空虚，无法按图索骥时，知识就开始登场。他的写作显出记忆和知识的共同体，其间有微妙的抑制和平衡。“当然，我知道的比我记得的更多。”在唐卡、经卷、酥油和奶香的感官回忆外，他开始转向资料。“由此我知道‘拉卜楞’在藏语中的意思是‘活佛的府邸’，1709年建寺，为黄教六大名寺之一。我知道我所见到的那群喇嘛是在演练法舞，为他们伴奏的是著名的嘉木样乐队。”

《上河记》也在窥察河流对人文地理的分野区划。观河如观风，与濮上观乐一样。“看着河水的颜色变化，你就知道了居住在河岸上的人。水变黄了，人就由山民、牧民、半牧半农变成了严谨、勤劳的农民。”只有中规中矩，未免老实刻板的农民，才能打理出规整的农田，精细得“如蛋糕师傅的杰作”。河流对生产生活，民风心性做了隐微注解，且无可辩驳。《山海经》对风物进行地理谱系之归纳，李敬泽也试图探寻大河对原住民的积淀塑造。

甚至，他对河考证的语体，也像《山海经》高古疏漫。只说起止长度，写源头归处，如此而已，却仿佛有标记者和命名者的力量。大夏河“有了新的源头、河道，它成为一条更大的河，发源于甘南桑科滩南大不勒赫卡山，奔流176公里，在刘家峡归入黄河。于是，到民国年间，地图上有了‘夏河’和‘临夏’。”

《上河记》的纪事，又暗含编年与群像列传的史家气息。如吕家宅门大匾文字，家族丰碑的抄录，都是对历史的实证。吕家宅院是标准的北京四合院，“我甚至觉得屋门一响，走出来的人张口就会是行云流水的京片子。”空间也可移置，对话与模仿，像一个异乡人待久了，自带当地口音。榆林有模仿明代京城的心气，也有移民城市的包容。各地戍边将士在此定居，“它是武士的城”。“小北京”的小，只是景观的微缩成象，却毫不影响气性阔大。“眼睛盯着北方，心向着北京。

而他又能于街头分析数据，推论年龄结构、性别平衡与人口流出等社会问题。“在佳县，我从一个小镇的街头数到街尾，婚纱摄影店竟有十四家，这肯定说明此地正经历着婚龄人口高峰；而在米脂，我看见的几家照相馆却都不曾打出婚纱摄影的广告，也许性别的长期不平衡流动已经影响了这个县的人口结构？”

一叶知秋是洞察力，社会关切是介入感，逻辑推导，则是不少作家欠缺的思维训练。李敬泽将关切他人与关心自己，同构一体，这是一种双重观照的写作。他的文章，自有年表，自成经纬，一种纵横气，莽莽而来。过去未来时，与将来进行时，一并穿行，又何止远上白云。《上河记》好古而知新，述往以知来，思绪落笔，远比河道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