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红色经典，忆峥嵘岁月，让我们重温那些难忘的当代红色文学经典，不断从中汲取更多的奋进力量。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红色经典小说大多以作者亲身经历的战争岁月为题材，描写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场景。很多红色经典的精彩章节都入选了语文课文。

阅读这一类红色经典时，我们如果能了解到作者的写作背景和写作时的真情实感，就会更好地与理解作品内涵，提高阅读效果和阅读质量。

本期名师：

李东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教育部中国大学精品视频公开课主讲人，2010年上海世博会辽宁馆主题演绎总策划，“辽海讲坛”主讲人。

热血冲击胸膛 眼泪滴在稿纸上

1954年，一部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问世。这部作品气势恢宏、波澜壮阔，作者以饱满的激情、遒劲的笔力，再现了延安保卫战中的几次著名战役，艺术地反映了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性进程。生动刻画了战士、连长、团政委等各级指战员的英雄群像，成功描绘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的艺术形象。

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就是亲身参加过延安保卫战、当时在新华社新疆分社任职的杜鹏程。

《保卫延安》的初稿创作于1949年，当时杜鹏程随部队进军至帕米尔高原，白天忙于工作，他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从事写作。他用了9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近百万字的初稿，所用的稿纸堆起来足足有几十斤重。

接下来，杜鹏程又用了四年的时间，9易其稿，反复增添删改，直到1953年底，才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

他曾经回忆起小说创作时的艰苦状况：“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便不断反悔着，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了中国人民苦难的过去，想起了那些死去和活着的战友，抚摸烈士遗物，便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气来……钢笔把手指磨起硬茧，眼珠上布满血丝，饿了啃一口冷馒头，累了头上敷上块湿毛巾。写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热血冲击胸膛，眼泪滴在稿纸上……”

《保卫延安》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很短的时间里就发行了近百万册。当年的《文艺报》刊登万字长文，高度评价这部小说的文学成就，认为这部作品“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堪称一部英雄战争的史诗。

杜鹏程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他擅长通过严峻的斗争与考验中来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小说中描写的彭德怀将军，以及指战员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人物，连长周大勇的英雄事迹，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鹏程是党和军队培养岀的一位人民作家，他喜欢深入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一回到生活中，似乎呼吸也格外舒畅，满身的细胞都活跃起来。”他有着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写下这样一句话：“一支笔，抵得上一支劲旅。”

以民族文学特点来刻画人物

1954年1月，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一经问世，立刻风靡全国。

这是一部军事纪实性小说，取材于鲁南铁道队的英雄事迹，作品立足于真人真事，艺术地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传奇，“爬飞车，搞机枪，炸火车，断桥梁”的刘洪、王强和芳林嫂等人物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铁道游击队”的原型是“鲁南军区铁道大队”，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鲁南地区（山东南部临城、峄县、滕县一带）的一支抗日武装，受八路军苏鲁支队命令成立于1940年初，人员最多时达300余人。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原名刘兆麟，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考入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刘知侠对“铁道游击队”最初的了解始于1943年夏天，当时作为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刘知侠来到莒南县的坪上，参加山东军区召开的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会上，来自鲁南铁道大队战斗英雄的事迹报告深深打动了他。

通过对战斗英雄的采访，以及后来对“铁道游击队”政委杜季伟的采访，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所掌握的有关铁道队的抗日斗争事迹，足以创作一部纪实作品。

多年以后，刘知侠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在写作上注意以中国民族文学的特点来刻画人物，避免一些欧化的词句和过于离奇的布局和穿插，把它写得有头有尾，故事线索鲜明，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小高点。”就这样，一部以真人真事写成的章回体纪实小说《铁道队》发表了。小说描写铁道队深入敌穴，和日寇短兵相接，最终出奇制胜，其战斗事迹曲折生动而又颇富传奇色彩，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为日后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刘知侠始终怀着一种深深的“铁道队”情结，他一直在默默积累，构思创作。1953年，“十年磨一剑”的刘知侠终于完成了这部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他特意给“铁道队”这一标题加了“游击”二字，以突出其战斗性。

要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

1958年，作家岀版社出版了李英儒创作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工作者在华北敌伪占领区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故事发生在1943年冬天的河北保定，在抗日战争处于极端艰难复杂的时刻，受党组织委派，地区团政委兼县委书记杨晓冬以失业市民的身份打入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

小说作者李英儒本人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在小说主人公杨晓冬的故事里，就有李英儒的影子。李英儒青年时代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当过记者和编辑，后来回到家乡河北省清苑县组织抗日武装，担任晋察冀军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独立团团长。

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那段时期，李英儒接到冀东军区的新任务，进入保定城做情报工作，开始了“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隐蔽战线斗争。他和妻子张淑文一起深入虎穴，他们的家逐渐成为八路军的秘密交通站，他被任命为保定工作站站长兼党支部书记。后来，李英儒以国文教员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建立起秘密交通线，对冀中区军民粉碎敌人的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交通站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设法给城外的同志购买急需的药品，运送枪支弹药。

谈及这部小说的创作经过，李英儒回忆说，他一直想把隐蔽战线斗争的人物和事件全面地记录下来，多少人曾在这条战线上流血牺牲，他一度想把小说命名为《另一条战线》。“我有意识地想表现党在这一战线上的胜利，我以野火比作敌人的凶焰，以春风比作党的力量，任你敌人的凶焰再高，也烧不尽中国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经过党的春风化雨，终究会取得斗争的胜利，被蹂躏的中国大地，终将云散烟消，晴空万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李英儒的女儿李小龙回忆说：“情报站有很大伤亡，所以当我爸爸拿起笔准备完成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对我讲：“要对得起我那些死去的战友，对得起不顾自己性命也要将情报送岀的牺牲精神。”

拿起笔记录下真实的历史

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由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这部作品以新中国成立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敌我斗争为主线，联系广阔的社会背景，集中反映革命者为迎接解放、挫败敌人而进行的最后决战。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和华子良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被誉为“革命的教科书”。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是一同走出“渣滓洞”集中营的战友。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执行疯狂大屠杀，近300名革命志士在黎明前倒在了血泊中，罗广斌、杨益言等35人侥幸脱险。

杨益言曾经回忆说：“重庆解放后，我和罗广斌到各地作报告，后来听报告的朋友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用笔把这一切写下来呢？一句话点醒了我们，应该拿起笔记录下这段血与火的历史！”1950年6月，罗广斌、杨益言与战友刘德彬一起，把他们在狱中与敌人斗争的亲身经历写成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发表在重庆的《大众文艺》杂志上。

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红旗飘飘》丛刊发表了三人合作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还出版了单行本，这部作品随即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间，杨益言和罗广斌再次合作，几易其稿，最终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岩》。

有数据统计，自1961年12月《红岩》出版以来，累计再版两次，重印113次，印数超过1000万册，高居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榜首；还先后被译成英、法、德、日、朝、越等10余种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

我愿用泪水做墨水

《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革命知识分子成长史的优秀作品，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当中产生了巨大影晌。小说中的林道静、卢嘉川、林红、江华等人物形象给读者带来了深刻的启迪，人们评价这部作品“闪耀着青春和理想的光辉”。

《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生于1914年，她岀生在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7岁时，杨沫为抗婚而离家出走，后来参加革命。杨沫于1936年入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在冀中一带参加抗日战争。当时的战争环境艰苦且凶险，杨沫身边许多年轻的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杨沫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时回忆过去，回忆那些牺牲的战友、老百姓，也回忆我自己年轻时(包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万花筒似的时常在我眼前晃动、缭绕，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心上移到纸上。”

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从酝酿到完成，前后历时六年。小说最初的名字是《千锤百炼》，后来改为《烧不尽的野火》，在出版时定名为《青春之歌》。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杨沫的身体始终经受着病痛的折磨，但烈士们的奉献精神始终支撑着她。杨沫说：“我相信，我那些年纪轻轻就为革命献了身的同志，会支持我写，鼓舞我写。他们那么深挚地活在我的心里，为了他们，我愿用泪水做墨水，在白纸上滴滴地印上他们鲜红的血渍......”经过六七次重写、修改，小说初稿终于在1955年4月底全部完成。1958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杨沬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这部作品一经问世,很快成为畅销书。有数据统计，到1990年这部小说累计发行量已经超过500万册。著名作家茅盾评价《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杨沫曾说：“与其说《青春之歌》是我一个人写的，不如说它是集体智慧、集体力量的创造更合适，也不如说它是党的光辉历史的自身闪现更合适。”

主持人 李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