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七夕，有点当不当正不正的，8月4日，周四。

七夕被炒作成了中国的情人节，略显离谱。不管是从牛郎织女的故事，抑或是我们古人对数字的看法，七夕都不算是好日子。

据一些学者考证，牛郎织女的故事实际上比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要早得多，但其广为人知要比其晚。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的文本见于梁代任昉的《述异记》：

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织纴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

在《述异记》里，记载的仅是织女可怜，尚不见作为男子一方的牵牛有何美德。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根据自己的理解把牛郎描绘成一个勤奋劳作却遭哥嫂虐待的人，在与自己相依为命的老牛的帮助下，牛郎才与天上织女成婚的。

这种一年一度的相会，对异地恋来说格外痛苦，所以我们才要举办各种仪式，来冲冲这些日子带给我们的“威胁”。

对中国古代思想影响巨大的《周易》认为自然数当中的奇数一、三、五、七、九是阳数，偶数二、四、六、八是阴数，阴阳结合的日期最好，当两个阳数碰到一起，就会对冲与相克，灾祸也就应运而生了。所以在古代历法之中，一月一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都是两阳相冲、易招祸端的日子。于是古人们决定以毒攻毒，举办一系列仪式，对抗这样的日子。

比如说元日要喝桃汤与椒酒，还要放爆竹，都是为了吓唬及驱逐恶鬼；三月三日上巳节，吃的是黍曲菜羹、龙舌饼、乌米饭，为的是祛病强身，而女人们还要相约到水边洗衣，以为这样可祓除不祥、驱走晦气；五月五日端午节，“五”的阳气比“一”“三”更甚，故五月五日两阳相冲更为厉害，更为不祥，所以端午多辟邪风俗，写及端午的诗词，辟邪成了一大关键词。如宋代的“明朝知是天中节，旋刻菖蒲好辟邪。”

视端午为不祥的传统，比端午纪念屈原的传统久远的多，把五月初五视为不吉，在史料里不乏例证，比如孟尝君据说就是这一天出生的，所以一直不受其父待见，晋朝有个将军叫王镇恶，起了“镇恶”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生在五月初五。

七月七日乞巧节，听起来缱绻温馨，但在《红楼梦》第四十二回中，刘姥姥为凤姐的女儿取名字时发的一番讨论：

刘姥姥听说，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几时养的？”凤姐儿道：“正是养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刘姥姥忙笑道：“这个正好，就叫做巧姐儿好。这个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这名字，必然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难成祥，逢凶化吉，都从这‘巧’字儿来。”凤姐儿听了，自是欢喜，忙谢道：“只保佑她应了你的话就好了。”

若七月七日够吉利，哪还需要请贫苦又高寿的刘姥姥起名？就因为出生日不吉利，刘姥姥才想了个以毒攻毒的法子，不做回避，特地取“乞巧节”的“巧”字为名，迎战七月七日的不祥。

在《周易》的理论体系中，九是自然数中最大的数，九是数的尽头，实际也就是无限。从“九”到“一”，一是始也是无限，九也可以是始与无限，一切如此循环。

那天阳气攀升至顶点，九月九日重阳节的凶险当然就登峰造极了。重阳登高的原因，现在都引用南朝梁吴均所作志怪小说《续齐谐记》中的说法，桓景随费长房游学多年，一天费长房对他说，九月九日，你家中有灾，要让家里每人都做大红色口袋，装上茱萸，系在臂上，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桓景按其说法，全家在这一天登山。结果日落时分回来，家中鸡犬牛羊全部替代暴死。

重阳节佩茱萸、登高饮菊花酒、吃重阳糕三大习俗，佩茱萸应该是最早的工具，目的就为辟邪。现在多数学者判定重阳节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为了辟邪驱魔而存在，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皆无例外。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刘臣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