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今沈抚新城区域内的汪家乡上伯官古城，在沈阳考古学家眼中非比寻常。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绵厚先生断言：此城，就是“第四玄菟郡”的治所所在地，是汉末魏晋时期辽东北部的行政、军事中心！与之相对的是，沈抚新城区内的一条公路也被命名为“玄菟路”，醒目的提示路牌，不断引发过往行人的“玄菟怀想”。众所周知，玄菟郡为汉代辽东名郡，几度内迁，治所先后移至新宾清永陵苏子河南岸及抚顺劳动公园一带，何时迁至今沈阳地界？这期间又隐伏了几多鲜为人知的世间秘闻？听罢考古学家的诠释，方令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汉代玄菟郡的设立及城址迁移
玄菟郡的设立及其变迁，是涉及中国东北和东北亚的区域地理的重要课题。从20世纪初迄今百余年间，国内外学界对此争议纷纭，仅就其几迁几治，就有不下十余种观点。
早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满洲历史地理》及和田清的《玄菟郡考》，提出玄菟郡有三迁。其后在20世纪国内相关论著有傅斯年的《东北史纲》、金毓黻的《东北通史》、佟冬的《中国东北史》、张博泉的《东北历代疆域史》、薛宏的《中国东北通史》、王绵厚的《秦汉东北史》、宁梦辰的《东北地方史》，均涉论玄菟郡问题。进入21世纪，专门研究玄菟郡问题的专著，有赵红梅的《夫余与玄菟郡关系研究》。围绕玄菟郡的问题，最大的争议是玄菟郡的初治地点和变迁过程。
综合诸家所论，主要有“二迁三治说”和“三迁四治说”。王绵厚在1993年所著的《“玄菟”与“新城”新解》和1994年出版的《秦汉东北史》中，倾向于“三迁四治说”，对玄菟郡的历史变迁及其地理方位予以重点考察。简言之，王绵厚认为，历史上曾存在过“四个玄菟郡”。
从史料记载看，“第一玄菟郡”主要指汉武帝消灭卫满政权后，在今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中的玄菟郡，其治所沃沮城应在朝鲜半岛北部的东沃沮故地、今日本海西岸的北青古城（亦称青海古城），即后来渤海国的“南京南海府”，“第一玄菟郡”下辖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等三县。
玄菟郡的第一迁址、即“第二玄菟郡”，在今辽宁新宾县清永陵南二道河子古城，对此，史学界内部意见基本一致。
但玄菟郡的第二迁址，即“第三玄菟郡”的准确位置，国内外史学界的争议颇多，至今难下定论，目前计有抚顺劳动公园、东洲、通化快大茂子（赤柏松）、沈阳上伯官屯等诸说。21世纪初，在经历辽东长城资源调查和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十余年潜心研究后，王绵厚判定，今辽宁抚顺东洲小甲邦汉城，应是“第三玄菟郡”的所在地。尽管在1985年时，此城仅存几百米残段，几乎被夷为平地，已成为一片果园，但地表仍可见汉代的绳纹陶片分布。1989年，该遗址内还出土了“千秋万岁”铭文瓦当，这是汉代在此设有郡守衙署的明证。因此，王绵厚推断，抚顺市东郊东洲小甲邦汉城，应为再次二迁的“第三玄菟郡”。
按冯永谦先生的“二迁三治说”，不断内迁的玄菟郡止步于今抚顺市劳动公园，目前改为抚顺宾馆，城址已被埋入地下。而按王绵厚先生的“三迁四治说”，玄菟郡的三迁、即“第四玄菟郡”不在抚顺，还要往西看，今沈阳浑河岸边的上伯官古城，才是玄菟郡的最终落脚点。
上伯官古城或为“第四玄菟郡”
1993年，王绵厚在《“玄菟”与“新城”新解》一文中，指出今沈阳市东陵区汪家乡的上伯官古城为“第四玄菟郡”。对此，一些学者提出异议，既然玄菟郡的治所已内迁至今抚顺市东洲小甲邦汉城，为何又再西迁至上伯官呢？即便再迁，何不迁至已建城百余年、城郭完备的位于今沈阳市内的候城，或迁至虽史无记载，但可能比候城年代更早、更为重要的青桩子古城，为何非要另辟新城，在上伯官重起炉灶呢？王绵厚对此的解释是，这很可能是因为在东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当时的高句丽王宫“遣嗣子遂成，……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后，“第三玄菟郡”（抚顺东洲小甲邦汉城）被迫撤除，这才迁至今沈阳上伯官的，作为新玄菟郡（第四玄菟郡）的治所所在了。
高句丽人选择汉安帝当政时进攻玄菟郡，与这一时期的动荡形势不无关系。汉安帝刘祜（hù）是东汉第六位皇帝，在位19年，汉安帝即位时，东汉朝廷百事多艰。首先是河西急报，西域各国不满班超离任以后担任西域都护的任尚的苛政，纷纷叛汉。接着就是羌族起义，汉羌战争长达11年之久，耗费巨大，使东汉元气大伤。边疆多事的同时，国内也灾害连年，人心浮动。在汉安帝登基的那一年，就有18个郡国发生了地震，41个郡国发生了水灾，28个郡国受风暴和冰雹的袭击。延光三年（公元124年），京城和23个郡国发生了地震，36个郡国发了大水、下了冰雹，百姓困苦不堪。
内忧外患四起之时，汉廷内为争夺帝位继承权又开始了殊死斗争，最终太子刘保被废，皇权和外戚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以致皇权动摇。此外，汉安帝还重用宦官，朝堂上下纲常紊乱，政局黑暗。而高句丽攻击玄菟郡，就发生在这一汉廷不稳、无暇旁顾的敏感时段。
那么，上伯官屯古城是否具有玄菟郡的治所特征呢？20世纪80年代，王绵厚曾先后五次亲临此地，观其城址坐落在今沈阳城东20公里的上伯官屯的村庄内，傍临浑河支流牤牛河西岸台地。城址呈长方形，南北略长于东西，现存城墙的北侧和东侧大部分被河水冲去，仅存南侧城墙326米、西侧城墙537米，其规模大于汉魏时期的一般县城。早年调查时，城内尚存十字大街，其东西横向大街，即为明清时期的由盛京（今沈阳）通往抚顺关和兴京（新宾）的“御道”。后经沈阳考古工作者调查和测试，发现该城址地下文化层约1.5米处，出土了大量自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和青砖等。城址周围的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也与城址内出土的文物相同。这些文物，与该城址地处浑河（小辽水）上汉魏晋唐时期的“玄菟——新城道”方位，及城北浑河沿岸的多处墩台，共同证明了上伯官屯城址的时代和性质。
另外，该城址与汉魏至两晋时代辽东玄菟郡通向苏子河“南狭之险”的得胜堡山城的方位，也完全吻合。综上所述，王绵厚认定，位于今沈抚新区域内的上伯官屯古城，当为汉代“第四玄菟郡”无疑。
上伯官古城乃“玄菟古道”的必经地
在考辨了玄菟郡的历代变迁后，与此关联的玄菟郡与辽东“南北二道（南道与北道）”的关系问题，就自然摆到桌面上来。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上伯官古城都是这条或可称为“玄菟古道”的必经之地。
就其“南道”而言，从今沈阳东20公里浑河南的上伯官屯（王绵厚考证的“第四玄菟郡”）、青桩子古城（辽东郡东部都尉）东行，约25公里到达抚顺高尔山山城（新城），再东约10公里至东洲小甲邦汉城（第三玄菟郡），继续东行过新宾南杂木，进入苏子河古道，先抵木奇镇和五龙山城（木底城），由五龙沟进入古称“南狭”之道。由此东10余公里有下房子古城（1985年调查时有遗物），由下房子东行10公里至新宾永陵。在永陵东南1公里，即至二道河子古城（第二玄菟郡），至此到达“南道”的起点。
就其“北道”而言，同样是从今沈阳东的上伯官屯（第四玄菟郡），至抚顺永陵二道河子古城（第二玄菟郡）的前一段，由二道河子古城发轫，沿苏子河南岸东行约20公里，先达今新宾县城，在县城以东的苏子河上游的白旗堡汉城（帻沟娄城）东经红升乡，进入富尔江流域，再东行约20公里，至吉林通化西南赤柏松的快大茂子古城（上殷台县）。“北道”至快大茂子古城后，折而沿富尔江南行，抵达富尔江与浑江汇合处的集安西北之“江口村”，这是“北道”的重要河险关口。过望坡岭关隘后，“北道”由新开河进入麻线河上游，过老岭沿麻线河上游东行到小板岔岭。1906年，在小板岔岭西北的天沟山坡，发现了著名的曹魏“毌丘俭丸都山纪功碑”残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这是当年曹魏大军征讨丸都城所经板岔岭的千古石证。过小板岔岭沿麻线河东行2公里到石庙子，再东南行约1公里则到二道阳岔，由二道阳岔东行，翻过山岭即到达丸都城（今吉林集安）。
由上述记述可知，无论走“南道”还是“北道”，进出辽东地区，上伯官古城——王绵厚考证的“第四玄菟郡”及其控制的临近区域，都是绕不过去的途径之地，商贾通行、兵家必争，其所在位置的重要性，实在是不言而喻。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张松 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