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雷

至今我也不明白，当年的母校为什么长满了核桃树。

我的故乡成安县，位于华北平原腹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土的景观树只是杨、柳、槐、梧桐等几种。在我的意识里，核桃树是山区人的专属。小时候，每到冬天，父亲就骑着自行车，西行几十里，到接近太行山的集市上，用小麦、棉花换回核桃等山货。哦，那一枚枚核桃，硬硬的甲壳，像一颗颗圆滚滚的小脑瓜。

1979年9月，我从乡下到成安中学读书。报到当天，就惊奇地发现，校园里遍布茂密的核桃树。从此，我的6年中学时光，便全部被这些茂密覆盖了。

母校始建于1950年，位于城南，正门向北。门内一个圆坛，植满冬青。坛中央竖立一根高高的旗杆。圆坛后面，是一条主路，直抵南墙。主路两侧，从北向南依次是办公区、教学区、宿舍区。一排排建筑，均是敦敦实实的青砖灰瓦房，仿若一位位端庄儒雅、正襟危坐的先生。

这些，都位于校园核心地带。散布四周直至围墙的零碎建筑，便是教工宿舍、学生食堂、厕所、校办工厂等等。

这个格局，恰似核桃———围墙是坚硬的壳儿、多元功能区是香软的仁儿，又仿佛故宫、城镇、四合院以及人体，等等。再深思，这地球上，动物、植物、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每件事理、每个细胞，不都是如此结构吗？首先是一个完整、坚韧、漂亮的表皮。表皮之内，包裹着五脏六腑、杂杂碎碎的内容。

哦，宇宙，就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精精致致的核桃组成的，而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一个特定的“核桃”内。

入学时，我身高不足1.5米，枯瘦如柴。家境贫寒，周末回家，每每带来十多个馒头、黄窝头和一罐头瓶咸菜，担当一周的主食。

夏天的晚上，我常常坐在教室窗后的核桃树下，读小说、写日记。灯光雪亮，叶丛间一颗颗青核桃，像一只只亮晶晶的眼球，看着我。

我的成绩糟糕，尤其是数理化和英语。最害怕考试，看着一张张艰涩的考卷，烟雾缭绕、蚂蚁乱爬。中考时，我原形毕露。几张试卷加起来，总分155.5，其中英语7.5分，数学15分。这个成绩，与高中录取线相差甚远。

我懊丧至极，心底一片黑暗，不得不回乡种田。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恩师袁克礼先生，正在为我做着最大努力。他再三恳请校长，并最终破格将我录取。

进入高中后，我的学习进入正常轨道。最自豪的是英语，居然跃居全班前列。还有数学，也摇摇晃晃地追至中游水平。

正是迷茫、痛苦、多愁善感、喜怒无常的年龄。总是思考一些莫名其妙、不着边际的问题；总是自卑，对考上大学没有丝毫信心。课余时间，我仍是坐在核桃树下苦思。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个良好习惯啊。我把每天的所忧所思所感所悟，默默且细细地记录。几年下来，竟然累积数百万字。这些日记，是青春的鲜活记忆，更让我初步找到了文学感觉。

1984年9月，邯郸地区举办一次大型征文竞赛。我忙于高考，无心参赛。袁老师却当着全班同学说：“你一定要参加，大家拭目以待啊。”被逼无奈，只有答应，当晚便写出一篇散文《笑笑饭店》。

第二天，呈交作品时，我心底忐忐忑忑。袁老师看完后，深深盯着我，严肃地问：“是你写的吗？”我点点头。他沉默一会儿，眼中忽地放射出灼灼亮光，慢慢地却是言之凿凿地说：“如果这样，我做一个断言：这次竞赛，无论多大规模，无论什么人参加，你是一等奖第一名！”

我大吃一惊。当时，我校的教学质量在全地区处于末流，这次征文又是全社会参与，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中学生。这个预言，不啻是天方夜谭。

谁知一个多月后，梦想成真！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傍晚。我正在学校门口东侧荡秋千，校团委书记风风火火地走过来，向我喊话。他刚在县团委开会，看到了地区颁发的喜报。我仰天大笑一番后，就手舞足蹈地向袁老师家跑去。

袁老师一家人正在看电视。听到喜讯后，他高兴地仰倒在躺椅上，哈哈大笑。我们笑语正欢，他十多岁的宝贝儿子却“哇”地大哭起来。原来，这次征文，袁老师女儿也积极参加。她爱好写作，又深得父亲面授，自然抱有更大希望，却没有得奖。小孩子总是天真无忌，边嚎哭边埋怨：“你帮着别人得奖，不帮着姐姐，呜呜……”

袁老师没有理会儿子的眼泪，继续在躺椅上一前一后地晃悠着，笑声在四壁间盘旋回响，头上的一缕缕银发，好似一根根充电的钨丝，放散着亮闪闪的辉光。

不久前回母校，母校早已乔迁至县城之北，变成了一片现代化高层建筑。新校区，告别核桃树，代之以一些时尚树种。去年，我回去探望，满眼陌生，俨然梦境。

前几天，翻看中学毕业时的一张张留影。照片背景，就是一棵棵茂密的核桃树。恍惚间，冥然置身当年。

写到这里，我拍一拍自己的脑瓜，依然是一颗青核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