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祖祥

每个人都是天生的音乐爱好者。

胎儿在六周时耳朵已逐渐形成；到八个月的时候，就具备了对声音、音调、强弱的辨别能力；胎儿对母亲和自己的心跳最熟悉——这应该是最贴心的胎教。宝宝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听到音乐，一般都会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即使是成人，即使这个成人或许已经不再是音乐爱好者，听到音乐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用脚点击地面打节拍，或者不由自主地晃动身体响应音乐。一年劳作，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最大的享受就是到露天剧场去听地方戏曲。也有KTV发烧友，自己买一套音响设备，几个人或者单独一个人，就在空旷地方开始嗨起来。还有老年戏曲爱好者，有的操琴、有的击鼓、有的花腔、有的飙高音、有的反串，自娱自乐，不亦乐乎。

音乐通常被视为时间的艺术。在时间的流动里，人的歌喉、乐器，一起演绎旋律、节奏、强弱、音高、音低、调性……时间为音乐提供演奏、歌唱的背景，同时也是音乐的依托。如同骑手纵马驰骋，音乐依附时间之箭，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个维度上，传情达意，穿越忘川，抵达秘境。

声音是时间的奴隶，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声音具有多种特征，但它无论呈现何种面相，总是不能逃出时间大手的掌控，就像孙悟空无法逃出如来佛的手掌一样。文字、乐谱传承下来的声音，与消散在时间烟尘里的声音相比，可能连沧海一粟都不足以形容。音乐试图颠覆时间的强大力量，希望重新定义声音的秩序，从而留存那些具有和谐特征的声音，以此传达真善美的终极价值。于是，人们创造出《南风歌》《韶》《高山流水》《十面埋伏》《渔舟唱晚》……而在古希腊传说里，艺术女神缪斯（Muses）与音乐（Music）似乎是孪生姐妹。借助旋律、节奏、高低、强弱、长短，借助美妙的歌喉和动听的乐器，人们对声音重新进行组合，以秩序、美丽、率真、良善定义我们的听觉世界、视觉世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于是一改芜杂、暧昧、混沌、嘈杂、无序的噪音状态，呈现出尽善尽美的道德与艺术、科学与认知的多重美丽境界。于是，人们得以认识“善良与邪恶、自由与束缚、责任与权利、神圣与亵渎、可做之事与不可做之事”（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语）。

然而，更多的声音却无声无息地消散在永恒的时间里，即使是嵇康也无法留住《广陵散》。如何让音乐不被骄狂的权力所扼杀，也不被时间所扼杀，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直到发明出留声机、录音机，人类才算是能够留存声音，才算是打败了时间对声音的扼杀。

音乐不只是在空间流动的声波，而且是将周围的空间，以及附丽于空间的时间重新组织了一遍。自然界的各种声响，人们发出的各种声音，经过重新定义，音乐赋予其不同的内涵和情感。音乐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人们习惯用“天籁”来形容其高妙。实际上，音乐具有天籁之声所没有的抽象性和象征性。音乐通常把具象化为抽象，表现自然、人类的丰富多样，承载生存、生活、存在、习俗、礼仪、传说、道德、教化、政治、宗教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们听到某种音乐，就会条件反射似地建立某种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也在形塑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抽象性决定了音乐具有多种可能性，可以引导人们进入各种各样的想象空间；象征性则试图在各种声响与确切含义之间，建立某种固定的联系。抽象性总是希望摆脱固定、确切的禁锢，象征性则试图将其纳入范式和体系之内。抽象性决定了音乐的多重指向性，与艺术的具象性、象征性是一个二律背反的悖论，于是音乐总是在抽象性与具象性之间、多重性与象征性之间摇摆不定。

音乐的象征性通过旋律、节奏、乐器、演唱等手段来体现，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严肃、庄重、肃穆、温柔、细腻、崇高、壮美、悲怆、谐谑、高雅、猥琐、鬼祟、阴险、恶毒……礼乐教化正是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似乎礼仪与音乐是互为因果的一种关系；反之，人们用礼崩乐坏来形容秩序的丧失、制度的破坏、礼仪的废弃、艺术的沦丧。于是人们提倡在特定的时空演奏某些音乐，或者拒绝某些具有特殊含义的音乐。

抽象的理念与具体的象征，本来构成相生相克的关系，但却在音乐里相爱相杀。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叔本华认为音乐是最高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