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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实说话,用档案发言”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 亲历者口述122件档案公布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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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学生”投笔从戎 士绅抛家舍业救国

2020年09月16日

宋黎。沈阳市档案馆供图

抗日义勇军出发时的场景。沈阳市档案馆供图

白旗堡附近的抗日义勇军。沈阳市档案馆供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到半年的时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了亡国奴。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和残暴统治,东北各阶层人民没有屈服,学生、士绅、工人、农民、东北军旧部官兵以及众多“绿林武装”在“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的旗帜下,自发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激人奋起的“义勇军进行曲”,吹响了抗战的号角。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89周年,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沈阳市档案馆特地从馆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亲历者口述档案中选取了部分英烈人物和典型事例公布,共计122件。

“流亡学生”组成“学生军团”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东北中山中学等一大批东北学校被迫关闭,部分师生流亡关内。1931年10月,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东北中学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等也相继开始在北平招收流亡学生。当时,流亡北平的大、中学校学生在“东北民众团体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东北学生抗日救国军”,最初主要是在北平市和郊区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通过集合登台讲演、贴标语、撒传单等形式广泛宣传“内除国贼 外抗强权”“打倒国民政府 收复东北”等抗日主张。1932年,由于东北抗日形势的发展,“抗日救国会”决定派学生团到东北做联络工作,宋黎、金硬、江东之、纪亭榭等一批学生骨干来到抗日前线,加入到抗日义勇军的队伍中。

多种形式宣传抗日反满

宋黎曾是东北大学学生,时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政委员会”委员长,“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在新民、法库、彰武三角区域进行抗日游击活动。

宋黎回忆道:“1932年初,我和车向忱等人以及参加武装抗日的十数名骨干,在北满各地开展武装抗日活动,已有了相当进展。在同年三四月间,我又回到南满,在沈阳找到张金辉、郭明德(时为东大学生,1934年被日寇杀害)、江涛(时为东大学生)等抗日青年,打通南、北满抗日联系,互相支援,并以沈阳为中心,由张金辉和我共同负责,继续组织抗日活动。我们在南满、北满的抗日活动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组织抗日反满政治宣传,一方面是组织武装抗日斗争。”

在城市,宋黎等人积极在东北的文教界、医学界、青年学生等各阶层群众中进行抗日反满的政治宣传活动,揭露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阴谋诡计。宋黎回忆道:“当时正值国联调查团派李顿爵士为代表,来东北进行调查,我们就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捏造东北人民要求日本出兵维持治安来掩盖侵略东北的谎言,一方面发动群众,发动南北满各地各阶层人民利用各种名义给李顿爵士写信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另一方面进行破坏活动,用黄色或黑色火药,爆炸日本领事馆、日本车站(南站)等地,破坏敌伪统治秩序、粉饰太平的庆祝节日等活动(如庆祝大同和伪皇帝登基等),表示东北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为了进行抗日宣传,宋黎等人采用贴标语、撒传单等形式宣传抗日反满,当时沈阳等地大街小巷到处都出现了抗日传单和标语。后来,负责印刷传单、标语的张朋九家和隐藏油印机的同仁医院被敌人发现,张朋九等人被敌人逮捕判刑。但是,东北人民伟大的正义呼声和庄严的抗日反满斗争,最终迫使国联调查团代表李顿爵士不得不在调查报告书上承认,他接到东北人民数千封信件和抗议书。“这些证明了东北人民是坚决的、正义的、庄严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宋黎回忆道。

组织工人、农民武装力量

当时,宋黎等人所掌握的抗日队伍总共约有一千人左右,其中有些是九一八事变后自动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也有绿林武装和地主武装,如“老头好”“九龙”等,还有争取过来的伪军如长沟沿李盛久领导的自卫队和新民城内的自卫中队等。对这些争取过来和收编的抗日武装,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提出了明确的纪律要求,如“不许抢夺老百姓东西,不许糟蹋庄稼……”同时对表现较好、听从指挥、抗日反满比较坚决的,发给委任状和臂章(臂章是黄底红字,写着“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中间有一颗红心,表示赤心爱国,上面还盖着一个方形的大印)。宋黎回忆到:“他们对发委任状和臂章都非常重视,一些被我们收编的土匪,当他们以抗日义勇军名义出发时,纪律是比较好的,如“红首”等。一些被争取过来的自卫队,在日军进攻抗日义勇军时先给我们送信,有时还给我们送些子弹,掩护我们的活动,对我们抗日活动是有利的。”同时,宋黎等人也从武装抗日实际活动中认识到:进行武装抗日斗争,只靠收编的绿林武装、地主武装和争取的伪军队伍是靠不住的,还要必须建立自己的抗日基本队伍,因此,他们组织了二十多人的农民抗日武装队伍,又组织了有工人和农民参加的数十人的铁路破坏队等,这些成为发展抗日武装的基本力量,但是因为当时缺乏枪支等原因,队伍没能得到迅速发展。

利用青纱帐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2年以来,宋黎等人领导的抗日武装活跃在新民、法库、彰武等三角区域,利用青纱帐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采取集中的、分散的方式,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其中较大的战斗有:秀水河子伏击战、打击大民屯反动地主武装、攻打新民县城等。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敌人不少兵力,使当时敌伪不敢深入广大农村,敌人兵力仅在铁甲车里在铁路沿线串扰,少数兵力不敢下铁路。

与宋黎曾共同战斗过的金硬后来回忆道:“我是白旗堡当地人,我通过我的一个作教员的兄弟搞交通,组织了一个铁路破坏队。大约九月下旬,就是日寇搜查新民县城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曾攻打过新民县城。我负责(新民县城)西部的铁路和电路的破坏工作。攻城时,我指挥铁路破坏队,用大车瓦和自己制造的一些破坏铁路的工具,在‘双阳’队(绿林武装)的掩护下,在白旗堡到绕阳河间破坏了100米左右的铁路,炸坏了铁桥,割了电线,县城的电灯都没电了。但是由于对争取的胡匪没有掌握实权,有的不听我们指挥,行动不统一,所以新民县城没有攻打下来,失败了。”

1934年三、四月份,在日伪军的残酷进剿下,宋黎等人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最后失败了。但是,义勇军的抗日作用和影响却是不容抹杀的。宋黎最后回忆道:“义勇军对敌打仗,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极大地打击。特别是青年学生及其他阶层中的进步人士和贫困群众的积极活动,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起了一定的反满抗日的进步作用。”

士绅抛家舍业救国取义

九一八事变后,不少有民族情感的士绅拒绝日本侵略者的名利诱惑,坚决不当汉奸卖国贼,有的变卖家产支援抗日,有的暗地里为义勇军提供日伪情报,有的抛家舍业参加义勇军进行武装斗争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白云普、林子升、张景恒等。

白云普,原名白广恩,又名白明恩(在沈阳居住及被捕时所用之名),本溪县石桥子区歪头山村人。生于1892年,清八旗高等学校毕业,曾任教员、区长、小学校长等职务,1931年12月开始联合爱国力量进行抗日活动,1933年2月被捕牺牲在狱中。

据白云普的弟弟白广泽(时任白云普的通讯员)回忆:“1932年春,(我哥)认识了赵殿良(又名赵振国),赵是由北京抗日救国会派来的第二十一路义勇军总司令,是一个人来的。我哥与赵认识后,即开始与当时地方起来的各帮队伍头子进行沟通,通过说服教育等方式进行联合,并用同盟等方式来团结,充实力量,准备一致行动进行抗日斗争。记得当时行动计划要打沈阳,白云普遂到凤城联系邓铁梅,采取一致行动。在1932年6月间开始,邓铁梅配合在安奉铁路作战。(1932年8月)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一千多人进攻沈阳,烧了东关飞机场,烧毁飞机数架。伪靖安军一部做内应。由于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及行军当中浑河涨水,在撤退当中损失很大。

同年7月,白云普和李烈生(即李兆麟)、张国威等在一起共同进行抗日工作,以后他对共产党有些认识,遂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我当时是共青团员。同年10月在沈阳南部地区斗争失败后,我哥哥遂回沈阳市隐蔽工作,计划准备力量,重整旗鼓。1933年2月间,我们被日本宪兵队特务巴占元侦知,白云普和我同时被捕(押在沈阳市故宫前日本宪兵分遣队东厢房)。白云普当时承认了自己做抗日工作,这时(日寇)就给他上刑,他将日本翻译的眼睛打破了,眼镜也打碎了。于是,日寇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以后白云普死在狱中。

在过堂时(日本特务)也问我是否是共产党,我说不知道,那个特务也不认识我是白云普的通讯员,所以,我被押了12天后释放。”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涉及的人名和地名都是音译,有可能存在同音不同字,不同人的回忆录里可能音同字不同。此外,由于是采访回忆录,为尊重原貌,会有口语化的特点。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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