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展厅内，有一架看着不起眼的老式风琴，深褐色的琴体上痕迹斑斑，琴盖边仅有的几颗螺丝早已松动，黑白键残缺不全。

这架老式脚踏风琴再也无法弹奏出优美的乐曲了，可正是在这架风琴的伴随下，沈阳“九君子”化险为夷，于生死攸关的时刻，逃过了敌人的追查；也正是在这架风琴的掩护下，沈阳“九君子”在短短的48天内将300余件日军侵华罪证整理成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真相。

今天是2020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我们采访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田晶，她带我们回首沈阳“九君子”惊心动魄又感人至深的爱国壮举。

聚会饮苦水一杯立志报国 冒死搜集证据300余件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田晶介绍，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中有一位人物格外活跃，他就是在奉天（沈阳）金融界初露头角、才干出众的头面人物巩天民。

巩天民以奉天金融界名流的身份做掩护，从事革命活动。早在1921年，他就参加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并于1925年成为中共党组织在奉天的第一批党员，“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最初只是个交流学术、畅游理想的“论坛”，其成员多是大学教授、医生、社会教育家、银行经理等社会名流。正是在此，巩天民结识了张韵泠、刘仲民等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

日本侵略东北后的种种恶行激发了青年会成员的爱国热情，在报国热忱的感召下，巩天民与银行家邵信普、大学教授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社会活动家张韵泠、医学家刘仲宜组成了一个“沈阳九人爱国小组”，人称沈阳“九君子”。

每次聚会时，小组成员都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示待机报国之志。

刘仲明曾在回忆录上这样写道：“有些老友已去关内，奔走抗日，当此紧要关头，这个揭穿日本侵略及制造伪满洲国罪行的抗日活动，只有我们来承担。”

当沈阳“九君子”提前得知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于1931年年底来中国东北的消息后，随即开始搜集各类有关日本侵略东北的证据，以期国际社会能正视日本的侵略行为，声援中国。

“当时的沈阳早已笼罩在日军的阴霾下，想掌握第一手证据，难度可见一斑。”田晶副研究员说，爱国小组成员绞尽脑汁，冒死搜集证据300余件。他们曾深夜潜入商会，取出奉天市政府为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并送赏金千元的原函；也曾买通伪省政府的管卷人员秘密携出密令和文件用以拍照；他们还曾夜间偷揭布告，密拍机要军事照片，取得了一批日本侵华的最直接证据。

风琴做掩护歌唱为信号

躲过追查 完成材料整理

为了便于调查团的查阅，沈阳“九君子”在最短时间内将所有证据汇编并译成英文。这些整理工作大多是在青年基督教会的阁楼上秘密进行的。沈阳“九君子”除了自己行动，还把妻儿和亲戚也发动起来。青年基督会教堂的阁楼就是他们整理资料、翻译证据的地方。

当沈阳“九君子”在楼上紧锣密鼓地工作时，楼下的这架脚踏风琴便是为他们掩护的最好道具。夫人们在“门房”组织唱诗班唱歌，以歌唱为信号，为他们站岗放哨。一次，正当他们整理材料时，早有察觉的日伪当局追查到此，尽管情形万般危急，夫人们却不慌不忙，他们弹奏起事先约定好的曲目，危险信号第一时间传到楼上，楼上的人心领神会，立即将案头的资料和照片隐藏起来，装作几个朋友在打牌，以此麻痹敌人、躲过搜捕。就这样，这架风琴掩护着“九君子”一次次脱险。也正是在家人的全力配合下，沈阳“九君子”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对材料的整理，最终形成一份400多页、文图并茂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将其命名为“TRUTH”（真相）。

“我们冒险向你们提交或是亲眼目睹的事实，或是第一手信息，或是有充分的证据的事实……在图像册中展现的某些证据，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才得到的。”在给国联调查团的信中，沈阳“九君子”这样写道。

在“生死簿”上签下名字

寻求英国朋友帮助

田晶副研究员介绍，这册文件汇编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真相”的证据目录共75条。第二部分是证据，用以分别说明各种证据的要点，证据与前面的目录按顺序一一对应，一目了然，特别是一些中文证据还翻译成了英文，这些详实、系统的证据真实记载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的各种命令、布告、新闻报道以及当事人的目击证言和大量真实照片的原件，这些证据也揭露了日本欺骗世人的种种谎言。

文件准备妥当，此时，还有一个特别关键也格外危险的程序。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自己的真实名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沈阳“九君子”毫不犹豫，在这份“生死簿”上郑重签下自己名字。医学教授张查理的夫人还特意为这册材料赶做了一个蓝缎子外皮，又用红丝线绣上了“TRUTH”（真相）字样。

1932年4月21日，国联调查团到达中国。调查团所到之处，日军都周密布控了便衣宪兵和特务。沈阳“九君子”想要接触到调查团，简直难如登天，最后他们决定求在沈阳的英国朋友代交。当时大家派刘仲明同沈阳的小河沿施医院院长雍大夫接洽。雍大夫表示很乐意帮助，并提出很多宝贵意见。他说：“你们交这个材料，必须有一封真实姓名签名的信，若有材料而没有信，那就等于告密，按照国际法庭惯例，是不予置理的。可是这次你们处在特殊情况下，无法亲自交到调查团的手里，但我可以为你们求倪牧师，他是李顿的至亲，容易和他谈话。”

国际友人协助递交真相材料

“九君子”完成报国之愿

经过沟通，倪牧师同意代为转交，并宣誓绝对保密。由于事件重大，倪牧师亲自来刘仲明家取那份材料。当刘仲明把那份材料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他很严肃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最终，这份揭露、控诉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炮制伪满洲国罪行的材料几经辗转，终于递交到国联调查团的手中。

不久后，国联调查团返回日内瓦，1932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又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报告书》的决议。42个国家同意报告中对日本侵略行径和“满洲国”非法的结论，这是国际上第一个对“九一八”作定性结论的文献，它是对日本恶行的揭露，对中国有力地声援，这份文献的诞生，沈阳“九君子”功不可没。

【专家观点】

沈阳“九君子”

爱国壮举是对民众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极好教材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副研究员田晶

2010年9月18日，巩天民的儿子巩国威将这架见证了沈阳“九君子”冒死搜集日军罪证、艰难上书国联行动的风琴捐赠给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及史料成为了东北民众在国际上发出的反侵略的最强音。巩天民等沈阳“九君子”的爱国壮举是一部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这种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强大的精神力量，它必将永存青史，彪炳千秋。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