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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非命的东北军重臣常荫槐

2020年06月09日

地处沈阳市大东区的“常荫槐公馆”。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摄

在沈阳市大东区天后宫路万寿巷内,有一座建于民国时期的豪华公馆。该公馆占地面积 3295平方米,建筑面积1696平方米,由主楼、门房、院墙、影壁墙等组成;大门是三个券拱式的门道,仿古牌坊式的中门,为歇山顶,正脊两端翘起,拔檐挑脊;院内设大花坛,有假山喷泉;主楼正中大门前檐半圆形抱厦,挺立4根水泥圆柱,圆柱上端饰浮雕花叶,与二楼正中半圆形阳台组为一体。这座公馆的主人名叫常荫槐,他是当年东北军中与杨宇霆齐名的风云人物,他的结局很凄凉,有人说他“自作自受”,有人感叹他“命不当绝”。

出身名门望族

平台一枝独秀

常荫槐,字瀚襄,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于昌图府奉化(梨树)县。常氏在黑龙江讷河县拥有良田千顷,相传“日初骑马出发巡地查地号,直到日暮天黑尚未到达边界。”

常氏不仅家资饶富,家族背景也非同凡响。据说,其先人在北魏时期就曾入朝为官,唐朝时官至宰相。常荫槐的高祖常凤鸣和曾祖常汝现“科第联绵,声名洋溢”,且精通武功,常荫槐的祖父常大成身怀绝技,侠肝义胆。

常荫槐的父亲常殿元,一生养育了常荫廷、常荫敷、常荫恩、常荫槐四子,在常家,第一个崭露头角的并不是常荫槐,而是他的大哥常荫廷。由于天资聪颖,常荫廷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沈阳中了举人。1910年(宣统二年),常荫廷被授黑龙江省青岗县知县,不久又调到绥化任知事。在任期间,常荫廷清除匪患、发展经济、秉公断案、明察秋毫,人称“常青天”。常荫槐的二哥常荫敷在故乡经营家业,三哥常荫恩在哈尔滨开设钱庄、商号,常荫槐的父兄非富即贵,这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雄厚根基。

1910年,常荫槐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投奔其兄常荫廷,进入黑龙江都军署课任额外科员。常荫廷任绥兰道道尹时,与黑龙江督军兼省长的吴俊升结拜,而吴俊升又是“东北王”张作霖的磕头弟兄,这些人脉资源为常荫槐的来日发迹提供了绝佳的起飞平台。

想干事、能干事

会干事的常荫槐

有大哥常荫廷撑腰,又能接触上吴俊升、张作霖这样的东北政坛的头面人物,常荫槐的仕途生涯自然顺风顺水,看其简历表,他22岁毕业后从科员干起,之后的19年内(常荫槐死时41岁)节节提升,正应了那句老话:朝里有人好做官。

常荫槐后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军法处长、代理督军署军法课长兼省长公署参议、奉军赴陕剿匪总司令部军事参议等职;1922年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常荫槐任骑兵第三旅参谋长;不久,任北京政府交通部参事、国务院参议,吉林、黑龙江两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奉军镇威军骑兵集团司令部参谋长;1924年,常荫槐任奉天省军警执法处长兼清乡督办;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常荫槐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部政务处长;1926年任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局长,6月任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1926年12月张作霖联合孙传芳、吴佩孚拼凑安国军,常荫槐任安国军交通总长;1927年6月张作霖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即安国军政府),常荫槐任潘复内阁的交通次长,不久代行部务;1928年3月常荫槐任关税自主委员会委员,7月被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任为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12月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千万不要以为常荫槐的升迁只靠裙带关系,常荫槐虽出身大户人家,却没有沾染世家子弟的奢靡之气,这个人确实有能力、有魄力,属于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实干型人才。

第一次直奉大战后,奉军败退山海关,常荫槐结识了杨宇霆,杨宇霆觉得以常荫槐之才在部队里任文职实在屈才,就将其带回奉天,担任军法处处长。当时正值第一次直奉大战刚刚结束,奉天城内的乱兵到处作乱,而其军事长官又一味护短,令百姓苦不堪言。常荫槐二话没说,向张作霖请了一营兵,不管作乱的是谁的手下,作乱就收拾,事小的关禁闭,事大的就枪毙,一时,风气肃然。

在京奉铁路局长及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任内,常荫槐致力整顿铁路交通运输秩序,敢于督令属员按章办事,对违章者处罚严格,不怕得罪上司及同僚。当时,许多兵痞坐车不买票,辱骂乘务人员,常荫槐模仿日本搞了个铁路护卫军,专门收拾这些兵痞,不出半年,没人敢在东北的火车上闹事,包括日本人。

有一次,张作霖的厨师坐火车不买票,却占据头等包厢,被常荫槐麾下的铁路执法队推下火车,厨师大怒,拿“身份”压人,反被常荫槐痛打一顿。厨师哭着回沈向张作霖告状,张作霖闻言大怒,一拍桌子:“打你的人,叫什么名字?”厨师回答:“叫常荫槐。”张作霖笑道:“我正缺这么个铁面无私的人呢!”从此,常荫槐屡获升迁。

为了国家利益,常荫槐还敢跟日本人硬扛。修筑大通(大虎山—通辽)铁路时,日本多次抗议,反对修筑这条与南满铁路平行的线路,常荫槐置若罔闻,仍按计划施工,直至建成。常荫槐这种“爱谁谁,老子谁也不怵”胆识与气度,令张作霖十分欣赏,同样重实干的杨宇霆更视其为心腹。

除此外,常荫槐还很重视铁路人才的培养。在任交通部次长、代总长期间,常荫槐同时兼任交通部唐山大学(即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他以历年来京奉铁路局拖欠唐山大学之办学经费20余万元,筹建了交通部唐山大学锦县分校,校址选在了现在锦州铁路高中的位置,占地面积为352亩,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是这所全新大学的规划与建筑设计者。

1927年12月,学校更名为“交通部锦州交通大学”。1929年3月,大学更名为“东北交通大学”,张学良兼任学校校长。东北交通大学是辽宁西部地区的第一所大学,是一所专门为东北培养铁路人才而开办的大学,在这所大学的创建过程中,常荫槐功不可没。

在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中,常荫槐和张作霖同乘一车,专列被炸,张作霖、吴俊升遇难,常荫槐恰在两车厢接头处,仅跌倒受轻伤。

常荫槐之死:

积怨太深的内部火并

张学良为何要杀劳苦功高的杨宇霆、常荫槐?晚年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常荫槐是奉天的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还是黑龙江(省)的主席,那个时代,吕荣寰是中东路的董事长,最后冲突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杨宇霆跟我商量,要把吕荣寰撤掉,让常荫槐当董事长。我就想,这个常荫槐的能力也太大了吧?他当了奉天的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又当了黑龙江(省)的主席,现在还要到吉林去做这个董事长,东三省就没人了,只有这么一个人吗?怎么能一个人把三省(官)都做了?怎么能三省都有他的事情呢?冲突就在这儿。杨宇霆一定得如此,我心里就发火了,所以我晚上请他俩来,把他俩都枪毙了!”这仅仅是张学良与杨常二人火并的导火索。长期以来,杨、常二人自恃功高,对张学良倚老卖老、礼数有缺,这种骨子里的不尊重,不经意间就能从其言谈中流露出来,甚至连“小六子”“鳖犊子”之类不敬、辱骂之语都能脱口而出,这令同样心高气傲的张学良十分不爽。杨宇霆、常荫槐经常违背张学良的命令,无视权威擅自做主。他们反对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大肆揽权争名争利……有一次,常荫槐准备在黑龙江建立山林警备队,扩编武装约两万人,杨宇霆直接从自己的军工厂给常荫槐调拨两万支捷克步枪,这么大的事,杨常二人居然未向张学良报备,竟自作主张了。据说,常荫槐还支持杨宇霆取代张学良成为“新东北王”,这就严重地触犯了张学良忍耐的底线。1929年1月10日晚,双方积怨良久的内部矛盾终于爆发。逼张学良在“中东路董事长”任命书上签字的杨、常二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压根没瞧得起的“小六子”,居然对他俩动了杀机。

杨宇霆、常荫槐

血染帅府老虎厅

杨宇霆、常荫槐的飞扬跋扈,逼张学良动了杀机。张学良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自己的卫队长刘多荃、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商量并决定晚上动手,但事到临头,他却犹豫不决。多年后,张学良对外界讲,自己当时竟用银元占卜吉凶,他说:“我下不了决心,没人可商量。我不太迷信,但对这件事真迷信。我想,如果这件事情我应该做,那银元出正面,结果弹一回正面,弹一回正面,弹第三回还是正面,我想这钱不对。我反过来想,假若这事我不做,那我就是不对,那就出反面,弹一回出反面,再弹一回又出反面,到第三回我不看了,让我太太(于凤至)看。我太太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她说我知道你要杀人了!这个钱在我的铁柜里,后来日本人不知道这柜里有块洋钱干什么用?我是留下做纪念的。”张学良表示,当初他不想杀杨宇霆,只想杀常荫槐,而把杨宇霆关起来,但于凤至的一句“提醒”要了杨宇霆的命。于凤至对张学良说:“如果你不杀杨宇霆,把他关起来,将来那些东北大佬来保他,求你放了他,你怎么办?”张学良顿时醒悟,切勿因情废事,放虎归山,计划遂定。当晚七点,杨宇霆、常荫槐如约而来,坐在老虎厅内。张氏帅府规定,进入帅府者一律不准带武器、不准带兵,但杨、常二人骄横无礼,进入帅府从不交出武器,并且领来一个警卫队。按照事先的行动方案,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解除了杨、常警卫队的武装,然后将“前院已处理完毕”的字条,秘传给“老虎厅”内的张学良。见时机已到,张学良望了望喋喋不休、继续纠缠的杨、常二人,一语双关地说:“二位话说得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渴了?”杨宇霆没好气地回了句:“是有点渴,可我不爱喝水。”常荫槐紧跟着说:“就想让你签字!”张学良说:“不爱喝水,那就吃西瓜。来人,剁两个西瓜!”侍从忙上楼去取,随即下楼回话:“西瓜在楼上冰里镇着呢,夫人正在洗澡,我不便进去。”张学良对杨、常说:“稍等,我去拿。”这些话都是事先商定好的暗语,目的是将张学良引出。张学良抽身离去后,高纪毅、谭海率6名彪壮卫士,各个手持匣枪闯进“老虎厅”。卫士们3人一组,分别将杨、常按倒在地。高纪毅向杨、常二人大声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立即处死,就地执行!”杨、常闻言,脸色惨白,目瞪口呆,临死前一句话也没说出来。4名卫士分别按住杨、常二人的双肩,两名卫士分别用枪抵住杨、常二人的后脑,连开数枪,杨宇霆、常荫槐血染“老虎厅”,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杨常事件”。

张学良的善后:

厚葬杨常,不罪妻孥

枪毙杨、常后,张学良把刘多荃叫来,吩咐他说:“你赶快去见杨大嫂、常大嫂,各送一万元抚慰金。”听说杨宇霆、常荫槐的亲属要争家产,张学良赶忙派人阻止,以确保杨、常妻儿的利益得以保全。张学良还特意给杨宇霆的夫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如大帅出此,弟必叩首来请,然弟身受重任,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能不顾及全局,为国家为人民计,尽大嫂三思而宥之”。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郑谦、臧式毅、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杨、常已被杀,闻此言,众人惊愕不已。随后,陆续发布了《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布告》《张学良致中央政府通电》《张学良致三省父老电》《追述杨常伏法经过详情》《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判决书等文件对外宣传杨、常的罪状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已构成“内乱罪”和“叛乱罪”“遂依法判决,立地执行枪决”。据说,张学良曾决定由秘书长郑谦起草处决杨、常的通电,谁知郑谦以为张学良将自己划入杨、常死党,死期在即,竟惊吓而死。张学良闻讯后,慨叹道:“杀了杨常,吓死郑谦!”,下令厚待其家属,并亲临其家吊唁。随后,张学良特意指示:杨、常被处决后,不株连任何官员,“罪不及妻孥”。张学良安排厚葬杨、常二人,并为他们撰写挽联,他给常荫槐的挽联是:“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蔡叔”指的是蔡叔度,周文王姬昌与太姒所生第五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周初三监之一的蔡姓始祖,周武王灭商后,封于蔡(今河南上蔡)。周成王时,蔡叔度与其兄管叔鲜挟持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不久被周公旦平定。蔡叔度被贬,死于流放之地。“淮阴”,指的是汉初名将韩信,汉高祖刘邦对其疑心,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后被吕后与萧何合谋暗算,诱杀于长乐宫钟室,夷灭三族。用古代的蔡叔度与韩信,比拟现实的杨宇霆与常荫槐,虽时代不一,却命运同框。不得不承认:历史,常有惊人的巧合。

“杨常事件”

背后的历史提示音

张学良怒杀杨宇霆、常荫槐,虽逞一时之快,表面上震慑住了老派势力,掌控了东北的军政大权,但其后遗症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东北大事件中,张学良身边再无杨宇霆这样的智谋之士,再无常荫槐这等干将能人,特别在紧急时期,东北军缺乏核心与灵魂,20万东北军,顷刻间分崩离析,悲怆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无论张学良给杨、常二人按上了怎样的罪名,但他们对东北的发展、对东北军的改造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不容抹杀。可以说,没有杨宇霆就没有后来的张作霖,更没有张学良;没有常荫槐,就没有东北国产铁路的大发展。张学良杀掉杨、常两位功臣,寒了一批东北军老臣之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被蒋介石软禁后,除了少壮派群情激愤外,张作霖留下的老班底几乎没有多大反响,更无人援手,由此可见,“杨常事件”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有多深。对侧卧一旁、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来说,张学良除掉了精明练达的杨宇霆、老辣硬气的常荫槐,等于借张学良之手搬掉了两块日本侵华的绊脚石,求之不得。晚年的张学良追忆“杨常事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错不该杀杨宇霆、常荫槐!”。常荫槐被处决后,遗体被运回吉林梨树县,灵柩停放三个月,葬于刘家馆子东南一公里外的山坡处。常荫槐有五房妻妾,养育常溥彝、常俊彝、常桐彝、常林彝、常伍彝、常勤彝6个男孩及常俊卿、常文卿、常云卿3个女孩。常荫槐对子女教育颇为重视,学龄前即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充任家庭教师,先后有4子留学美、日、德等国深造,如常林彝毕业于美国克里勒达矿业学院,曾任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后移居美国;常伍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北京外交学院副教授。门庭显赫、自负其能、兴于乱世、死于非命——常荫槐的跌宕人生诠释了何谓“人生无常”。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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