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市大东区天后宫路万寿巷内，有一座建于民国时期的豪华公馆。该公馆占地面积 3295平方米，建筑面积1696平方米，由主楼、门房、院墙、影壁墙等组成；大门是三个券拱式的门道，仿古牌坊式的中门，为歇山顶，正脊两端翘起，拔檐挑脊；院内设大花坛，有假山喷泉；主楼正中大门前檐半圆形抱厦，挺立4根水泥圆柱，圆柱上端饰浮雕花叶，与二楼正中半圆形阳台组为一体。这座公馆的主人名叫常荫槐，他是当年东北军中与杨宇霆齐名的风云人物，他的结局很凄凉，有人说他“自作自受”，有人感叹他“命不当绝”。
出身名门望族
平台一枝独秀
常荫槐，字瀚襄，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于昌图府奉化（梨树）县。常氏在黑龙江讷河县拥有良田千顷，相传“日初骑马出发巡地查地号，直到日暮天黑尚未到达边界。”
常氏不仅家资饶富，家族背景也非同凡响。据说，其先人在北魏时期就曾入朝为官，唐朝时官至宰相。常荫槐的高祖常凤鸣和曾祖常汝现“科第联绵，声名洋溢”，且精通武功，常荫槐的祖父常大成身怀绝技，侠肝义胆。
常荫槐的父亲常殿元，一生养育了常荫廷、常荫敷、常荫恩、常荫槐四子，在常家，第一个崭露头角的并不是常荫槐，而是他的大哥常荫廷。由于天资聪颖，常荫廷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沈阳中了举人。1910年(宣统二年)，常荫廷被授黑龙江省青岗县知县，不久又调到绥化任知事。在任期间，常荫廷清除匪患、发展经济、秉公断案、明察秋毫，人称“常青天”。常荫槐的二哥常荫敷在故乡经营家业，三哥常荫恩在哈尔滨开设钱庄、商号，常荫槐的父兄非富即贵，这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雄厚根基。
1910年，常荫槐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投奔其兄常荫廷，进入黑龙江都军署课任额外科员。常荫廷任绥兰道道尹时，与黑龙江督军兼省长的吴俊升结拜，而吴俊升又是“东北王”张作霖的磕头弟兄，这些人脉资源为常荫槐的来日发迹提供了绝佳的起飞平台。
想干事、能干事
会干事的常荫槐
有大哥常荫廷撑腰，又能接触上吴俊升、张作霖这样的东北政坛的头面人物，常荫槐的仕途生涯自然顺风顺水，看其简历表，他22岁毕业后从科员干起，之后的19年内（常荫槐死时41岁）节节提升，正应了那句老话：朝里有人好做官。
常荫槐后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军法处长、代理督军署军法课长兼省长公署参议、奉军赴陕剿匪总司令部军事参议等职；1922年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常荫槐任骑兵第三旅参谋长；不久，任北京政府交通部参事、国务院参议，吉林、黑龙江两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奉军镇威军骑兵集团司令部参谋长；1924年，常荫槐任奉天省军警执法处长兼清乡督办；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常荫槐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部政务处长；1926年任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局长，6月任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1926年12月张作霖联合孙传芳、吴佩孚拼凑安国军，常荫槐任安国军交通总长；1927年6月张作霖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即安国军政府），常荫槐任潘复内阁的交通次长，不久代行部务；1928年3月常荫槐任关税自主委员会委员，7月被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任为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12月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千万不要以为常荫槐的升迁只靠裙带关系，常荫槐虽出身大户人家，却没有沾染世家子弟的奢靡之气，这个人确实有能力、有魄力，属于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实干型人才。
第一次直奉大战后，奉军败退山海关，常荫槐结识了杨宇霆，杨宇霆觉得以常荫槐之才在部队里任文职实在屈才，就将其带回奉天，担任军法处处长。当时正值第一次直奉大战刚刚结束，奉天城内的乱兵到处作乱，而其军事长官又一味护短，令百姓苦不堪言。常荫槐二话没说，向张作霖请了一营兵，不管作乱的是谁的手下，作乱就收拾，事小的关禁闭，事大的就枪毙，一时，风气肃然。
在京奉铁路局长及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任内，常荫槐致力整顿铁路交通运输秩序，敢于督令属员按章办事，对违章者处罚严格，不怕得罪上司及同僚。当时，许多兵痞坐车不买票，辱骂乘务人员，常荫槐模仿日本搞了个铁路护卫军，专门收拾这些兵痞，不出半年，没人敢在东北的火车上闹事，包括日本人。
有一次，张作霖的厨师坐火车不买票，却占据头等包厢，被常荫槐麾下的铁路执法队推下火车，厨师大怒，拿“身份”压人，反被常荫槐痛打一顿。厨师哭着回沈向张作霖告状，张作霖闻言大怒，一拍桌子：“打你的人，叫什么名字？”厨师回答：“叫常荫槐。”张作霖笑道：“我正缺这么个铁面无私的人呢！”从此，常荫槐屡获升迁。
为了国家利益，常荫槐还敢跟日本人硬扛。修筑大通（大虎山—通辽）铁路时，日本多次抗议，反对修筑这条与南满铁路平行的线路，常荫槐置若罔闻，仍按计划施工，直至建成。常荫槐这种“爱谁谁，老子谁也不怵”胆识与气度，令张作霖十分欣赏，同样重实干的杨宇霆更视其为心腹。
除此外，常荫槐还很重视铁路人才的培养。在任交通部次长、代总长期间，常荫槐同时兼任交通部唐山大学（即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他以历年来京奉铁路局拖欠唐山大学之办学经费20余万元，筹建了交通部唐山大学锦县分校，校址选在了现在锦州铁路高中的位置，占地面积为352亩，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是这所全新大学的规划与建筑设计者。
1927年12月，学校更名为“交通部锦州交通大学”。1929年3月，大学更名为“东北交通大学”，张学良兼任学校校长。东北交通大学是辽宁西部地区的第一所大学，是一所专门为东北培养铁路人才而开办的大学，在这所大学的创建过程中，常荫槐功不可没。
在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中，常荫槐和张作霖同乘一车，专列被炸，张作霖、吴俊升遇难，常荫槐恰在两车厢接头处，仅跌倒受轻伤。
常荫槐之死：
积怨太深的内部火并
张学良为何要杀劳苦功高的杨宇霆、常荫槐？晚年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常荫槐是奉天的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还是黑龙江（省）的主席，那个时代，吕荣寰是中东路的董事长，最后冲突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杨宇霆跟我商量，要把吕荣寰撤掉，让常荫槐当董事长。我就想，这个常荫槐的能力也太大了吧？他当了奉天的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又当了黑龙江（省）的主席，现在还要到吉林去做这个董事长，东三省就没人了，只有这么一个人吗？怎么能一个人把三省（官）都做了？怎么能三省都有他的事情呢？冲突就在这儿。杨宇霆一定得如此，我心里就发火了，所以我晚上请他俩来，把他俩都枪毙了！”这仅仅是张学良与杨常二人火并的导火索。长期以来，杨、常二人自恃功高，对张学良倚老卖老、礼数有缺，这种骨子里的不尊重，不经意间就能从其言谈中流露出来，甚至连“小六子”“鳖犊子”之类不敬、辱骂之语都能脱口而出，这令同样心高气傲的张学良十分不爽。杨宇霆、常荫槐经常违背张学良的命令，无视权威擅自做主。他们反对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大肆揽权争名争利……有一次，常荫槐准备在黑龙江建立山林警备队，扩编武装约两万人，杨宇霆直接从自己的军工厂给常荫槐调拨两万支捷克步枪，这么大的事，杨常二人居然未向张学良报备，竟自作主张了。据说，常荫槐还支持杨宇霆取代张学良成为“新东北王”，这就严重地触犯了张学良忍耐的底线。1929年1月10日晚，双方积怨良久的内部矛盾终于爆发。逼张学良在“中东路董事长”任命书上签字的杨、常二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压根没瞧得起的“小六子”，居然对他俩动了杀机。
杨宇霆、常荫槐
血染帅府老虎厅
杨宇霆、常荫槐的飞扬跋扈，逼张学良动了杀机。张学良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自己的卫队长刘多荃、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商量并决定晚上动手，但事到临头，他却犹豫不决。多年后，张学良对外界讲，自己当时竟用银元占卜吉凶，他说：“我下不了决心，没人可商量。我不太迷信，但对这件事真迷信。我想，如果这件事情我应该做，那银元出正面，结果弹一回正面，弹一回正面，弹第三回还是正面，我想这钱不对。我反过来想，假若这事我不做，那我就是不对，那就出反面，弹一回出反面，再弹一回又出反面，到第三回我不看了，让我太太（于凤至）看。我太太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她说我知道你要杀人了！这个钱在我的铁柜里，后来日本人不知道这柜里有块洋钱干什么用？我是留下做纪念的。”张学良表示，当初他不想杀杨宇霆，只想杀常荫槐，而把杨宇霆关起来，但于凤至的一句“提醒”要了杨宇霆的命。于凤至对张学良说：“如果你不杀杨宇霆，把他关起来，将来那些东北大佬来保他，求你放了他，你怎么办？”张学良顿时醒悟，切勿因情废事，放虎归山，计划遂定。当晚七点，杨宇霆、常荫槐如约而来，坐在老虎厅内。张氏帅府规定，进入帅府者一律不准带武器、不准带兵，但杨、常二人骄横无礼，进入帅府从不交出武器，并且领来一个警卫队。按照事先的行动方案，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解除了杨、常警卫队的武装，然后将“前院已处理完毕”的字条，秘传给“老虎厅”内的张学良。见时机已到，张学良望了望喋喋不休、继续纠缠的杨、常二人，一语双关地说：“二位话说得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渴了？”杨宇霆没好气地回了句：“是有点渴，可我不爱喝水。”常荫槐紧跟着说：“就想让你签字！”张学良说：“不爱喝水，那就吃西瓜。来人，剁两个西瓜！”侍从忙上楼去取，随即下楼回话：“西瓜在楼上冰里镇着呢，夫人正在洗澡，我不便进去。”张学良对杨、常说：“稍等，我去拿。”这些话都是事先商定好的暗语，目的是将张学良引出。张学良抽身离去后，高纪毅、谭海率6名彪壮卫士，各个手持匣枪闯进“老虎厅”。卫士们3人一组，分别将杨、常按倒在地。高纪毅向杨、常二人大声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立即处死，就地执行！”杨、常闻言，脸色惨白，目瞪口呆，临死前一句话也没说出来。4名卫士分别按住杨、常二人的双肩，两名卫士分别用枪抵住杨、常二人的后脑，连开数枪，杨宇霆、常荫槐血染“老虎厅”，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杨常事件”。
张学良的善后：
厚葬杨常，不罪妻孥
枪毙杨、常后，张学良把刘多荃叫来，吩咐他说：“你赶快去见杨大嫂、常大嫂，各送一万元抚慰金。”听说杨宇霆、常荫槐的亲属要争家产，张学良赶忙派人阻止，以确保杨、常妻儿的利益得以保全。张学良还特意给杨宇霆的夫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如大帅出此，弟必叩首来请，然弟身受重任，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能不顾及全局，为国家为人民计，尽大嫂三思而宥之”。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郑谦、臧式毅、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杨、常已被杀，闻此言，众人惊愕不已。随后，陆续发布了《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布告》《张学良致中央政府通电》《张学良致三省父老电》《追述杨常伏法经过详情》《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判决书等文件对外宣传杨、常的罪状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已构成“内乱罪”和“叛乱罪”“遂依法判决，立地执行枪决”。据说，张学良曾决定由秘书长郑谦起草处决杨、常的通电，谁知郑谦以为张学良将自己划入杨、常死党，死期在即，竟惊吓而死。张学良闻讯后，慨叹道：“杀了杨常，吓死郑谦！”，下令厚待其家属，并亲临其家吊唁。随后，张学良特意指示：杨、常被处决后，不株连任何官员，“罪不及妻孥”。张学良安排厚葬杨、常二人，并为他们撰写挽联，他给常荫槐的挽联是：“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蔡叔”指的是蔡叔度，周文王姬昌与太姒所生第五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周初三监之一的蔡姓始祖，周武王灭商后，封于蔡（今河南上蔡）。周成王时，蔡叔度与其兄管叔鲜挟持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不久被周公旦平定。蔡叔度被贬，死于流放之地。“淮阴”，指的是汉初名将韩信，汉高祖刘邦对其疑心，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后被吕后与萧何合谋暗算，诱杀于长乐宫钟室，夷灭三族。用古代的蔡叔度与韩信，比拟现实的杨宇霆与常荫槐，虽时代不一，却命运同框。不得不承认：历史，常有惊人的巧合。
“杨常事件”
背后的历史提示音
张学良怒杀杨宇霆、常荫槐，虽逞一时之快，表面上震慑住了老派势力，掌控了东北的军政大权，但其后遗症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东北大事件中，张学良身边再无杨宇霆这样的智谋之士，再无常荫槐这等干将能人，特别在紧急时期，东北军缺乏核心与灵魂，20万东北军，顷刻间分崩离析，悲怆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无论张学良给杨、常二人按上了怎样的罪名，但他们对东北的发展、对东北军的改造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不容抹杀。可以说，没有杨宇霆就没有后来的张作霖，更没有张学良；没有常荫槐，就没有东北国产铁路的大发展。张学良杀掉杨、常两位功臣，寒了一批东北军老臣之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被蒋介石软禁后，除了少壮派群情激愤外，张作霖留下的老班底几乎没有多大反响，更无人援手，由此可见，“杨常事件”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有多深。对侧卧一旁、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来说，张学良除掉了精明练达的杨宇霆、老辣硬气的常荫槐，等于借张学良之手搬掉了两块日本侵华的绊脚石，求之不得。晚年的张学良追忆“杨常事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错不该杀杨宇霆、常荫槐！”。常荫槐被处决后，遗体被运回吉林梨树县，灵柩停放三个月，葬于刘家馆子东南一公里外的山坡处。常荫槐有五房妻妾，养育常溥彝、常俊彝、常桐彝、常林彝、常伍彝、常勤彝6个男孩及常俊卿、常文卿、常云卿3个女孩。常荫槐对子女教育颇为重视，学龄前即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充任家庭教师，先后有4子留学美、日、德等国深造，如常林彝毕业于美国克里勒达矿业学院，曾任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后移居美国；常伍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北京外交学院副教授。门庭显赫、自负其能、兴于乱世、死于非命——常荫槐的跌宕人生诠释了何谓“人生无常”。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