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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杖子墓地出土7枚“蜻蜓眼” 现代科技手段揭开其“古老身份” 2019年12月29日 

本年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大学历史系及省内各市县文博单位,完成多项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并在科技考古领域取得新成果。除了上面提到的东大杖子墓地出土蜻蜓眼的文物科技考古研究项目外,还有辽墓出土部分金属器的科学分析与制作技术研究,共计两项文物科技考古研究项目。

其中,重要的田野考古调查项目有两项,包括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遗存2019年度考古调查等;田野考古发掘项目有5项,包括朝阳马鞍桥山遗址、阜新他尺西沟遗址、北崴遗址等。

“蜻蜓眼”即“镶嵌玻璃珠”,是指在单色玻璃珠的母体上镶进另外一种或几种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构成图案。

东大杖子战国墓“蜻蜓眼”玻璃珠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出土先秦玻璃器的空白。但是这些玻璃眼到底是舶来品还是本土制造?通过科技考古研究,它们的真实身份被揭开,它们是来自西方的进口玻璃,而这也为中西方早期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佐证。

12月27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了2019辽宁省田野考古业务培训班,全省本年度田野考古新成果及文物科技考古研究项目也在活动中第一时间亮相。

东大杖子墓地发现了7枚“蜻蜓眼”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部副研究员柏艺萌介绍,东大杖子墓地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碱厂乡东大杖子村,200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东大杖子墓地进行了发掘,并在编号为M45的墓地内发现了7枚“蜻蜓眼”。

“蜻蜓眼”即“镶嵌玻璃珠”,是指在单色玻璃珠的母体上镶进另外一种或几种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构成图案。由于珠上的图案主题多是同心圆,有蜻蜓眼睛的效果,在西方被称为“眼式珠”或“复合眼珠”。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蜻蜓眼是古代埃及及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50-前1307年)的产品,公元前8-前5世纪时,随着西亚、中亚的政治版图变化、发展和游牧民族迁移,蜻蜓眼和其制造技术也不断向周边传播,春秋时期开始在中国出现,多出于贵族墓葬。

东大杖子墓地编号为M45的墓葬出土的蜻蜓眼,一大六小共7枚。最大的一枚稍残,本体为深蓝色玻璃,周身嵌白色玻璃,已脱落,外径1.78厘米。两枚小珠本体为白色,嵌蓝、白、褐三色眼珠纹,外径0.88厘米。另四枚小珠中的两枚破碎,本体为湖蓝色,嵌蓝、白、褐、白四色眼珠纹,外径约1厘米。

科技考古揭开7枚蜻蜓眼的真实身份

西方的蜻蜓眼进入我国后,国产蜻蜓眼也随之而出,早期国产蜻蜓眼在外表图案设计及颜色等方面与西方并无差异,所以要辨别进口或国产的玻璃,光从外表有时是很难区分的。

制作玻璃的主要材料石英的熔点是摄氏1700度左右,古代人需使用适当的助熔剂把熔点降低至摄氏1200度左右才可制作玻璃。由于石英与助熔剂都是就地取材,西方地区与国内的矿质成分不同,所以选用的助熔剂也不一样。因此,学界通常通过研究玻璃助熔剂的成分来判断古代玻璃的产地。

科技考古是利用现代科技分析古代遗存,取得丰富的“潜”信息,再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历史的科学。通过对古代玻璃的科技考古研究,可以对古代玻璃的成分体系、制造年代、原料产地、制备工艺及技术起源等提供科学的证据。

数据分析显示

其来自埃及、两河流域及东地中海沿岸

于是,工作人员们利用超景深显微分析、X射线荧光光谱、显微拉曼光谱和扫描电镜与能谱分析,对7件“蜻蜓眼”进行了无损分析研究。分析结果显示这些“蜻蜓眼”玻璃化程度很高,基体、珠眼、眼底的Na2O含量在5%至12%,氧化钙在5%至11%,二氧化硅在66%至79%之间,皆属于钠钙硅酸盐(Na2O-CaO-SiO2)系统,传统观点认为钠钙玻璃是古代西方玻璃工艺的典型特征。所以,可以确定为这7枚蜻蜓眼来自西方的进口玻璃。

依据助熔剂的不同,东大杖子蜻蜓眼还可划分为植物灰玻璃和泡碱玻璃两类。植物灰玻璃的助熔剂常选用植物燃烧后的灰烬,这类玻璃中杂质元素K2O和氧化镁含量均高于1.5%,出现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埃及、两河流域;而泡碱是纯净的碳酸钠结晶形成的天然苏打,因此玻璃中K2O和氧化镁的氧化物杂质往往低于1.5%,多出自东地中海沿岸。

成分分析结果还表明了蜻蜓眼的制作工艺,植物灰玻璃蜻蜓眼的蓝色基体为铜离子着色,泡碱玻璃蜻蜓眼的蓝色眼珠部分采用钴离子着色,绿色基体为铜离子着色,棕色眼圈为铁、锰离子共同着色,在蜻蜓眼的白色区域检测到了锑酸钙乳浊剂着色剂。从蜻蜓眼珠的穿孔来看,上下孔径一致,孔壁布满细小的石英颗粒,应为制作时使用了内芯,并在内芯上蘸含石英粉的物质以利于制作后脱芯。

我省2019年度重要考古项目

【大凌河中上游地区 红山文化遗存2019年度考古调查】

2019年,我省完成了凌源市南部地区的野外调查,在大凌河西支、南支部分地区和青龙河流域共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90余处,其中,红山文化遗址(墓地)共57余处,遗址49处、墓地8处。

调查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山坡、平缓山梁的梁顶、顶部开阔平坦的山丘顶部。墓地多分布在河流两岸山梁顶部或独立的山丘顶部,少数墓地分布在缓坡处。遗址和墓地多沿河分布,两河交汇区域遗址和墓地较丰富,遗址多选择临近水源,背风向阳、地势开阔平坦的位置。遗址和墓地多相伴分布,墓地多位于山梁、山丘的顶部,遗址多位于离墓地不远的坡地上。

本次调查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采集遗物基本为生活器。陶器以泥质陶占大宗,基本为泥质红陶陶器残片,素面为主,部分器表饰黑彩,极少见到饰纹饰的夹砂陶陶器残片;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细石器等。在红山文化墓地采集遗物以祭祀陶器为大宗,陶器主要为陶筒形器残片,石器主要为细石器。

【朝阳马鞍桥山遗址:

首次发掘红山文化早期大型聚落址】

马鞍桥山遗址位于朝阳市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西南,当地俗称“马鞍桥山”,2019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展开第一次发掘。

此次发掘总面积1000平方米,共发现房址8座、灰坑24个、灰沟1条。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石器、骨器和贝器四类等,数量近1000余件。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夹砂黑褐陶次之,泥质红陶也占有很大比例。器形有筒形罐、钵、碗、杯、器盖等,纹饰非常丰富,有刻划之字纹、直线纹、附加堆纹、戳刺凹点纹、弦纹、篦点纹、篮纹、黑色彩绘平行线纹、红色彩绘等。石器以磨制为主,器形有斧、锛、刀、锤、锄、铲、耜、磨盘、磨棒、有孔石器等。出土了大量细石核、石叶、刮削器、尖状器、钻等。

通过发掘确认了该遗址是一处以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早期为主体的聚落址,但其中包含有早于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可见该遗址的内涵较丰富,年代延续较长,时间跨度较大。

马鞍桥山遗址是辽宁省首次发掘红山文化早期的大型聚落址,发现了明确的不同类型房址和灰坑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陶、石、骨器等重要遗物,这些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一批崭新的研究材料。在房址内还首次发现人骨被有意放置在房址内,人骨为二次捡骨葬,这种有别于像牛河梁遗址以积石冢方式埋葬的葬俗。积石冢是古代墓葬的构筑形式之一。用砾石或卵石铺底。石块砌壁并封顶。而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和探究红山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阜新他尺西沟遗址:

发掘清理房址均为兴隆洼文化时期】

他尺西沟遗址位于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六家子村。本年度发掘面积共计539平方米,总计清理房址7座、沟2条。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东西向成排分布,面积在30-60平方米之间,室内地面上有大量日常生活用的陶、石质遗物。陶器器型有直腹罐、鼓腹罐、杯等,均为夹砂陶,以黄褐色与灰褐色为主,器表有素面、之字纹、弦纹、斜线纹、附加堆纹和几何纹等。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磨棒、敲砸器、石料等。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细石器,器型有细石核、细石叶等。此次发掘清理的房址均为兴隆洼文化时期。

【北崴遗址:

首次发现一批年代约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墓葬】

北崴遗址位于沈阳新民市法哈牛镇巴图营子村东北,是一处含青铜时代、战汉、辽金时期遗存的聚落遗址。

2017年发掘该遗址面积为1000平方米,发现了房址、灰坑、瓮棺、灰沟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遗物。2019年8-11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北崴遗址进行了50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自青铜时代至西汉早期的56个灰坑、7条灰沟、16座墓葬、3个瓮棺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质、石质、铁质遗物,少量铜质、玉质等遗物,本年度的考古发掘除继续丰富新乐上层文化的考古学资料外,又取得了一些新的收获。

首次发现了一批年代约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向均为西北-东南向,以单人仰身屈肢葬为主,一般随葬1-3件遗物,器形有壶、钵、碗等,也随葬纺轮、铜梭等遗物,遗物摆放在墓主人的头部、腰部或下肢处。根据地层关系、器物形态,认为这批墓葬的年代不晚于郑家洼子类型,能够填补沈阳地区新乐上层文化与郑家洼子类型之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缺环。

首次发现了战国至西汉早期的遗迹,出土了大量泥质灰陶、夹砂红陶等遗物,器形有豆、盆、瓮等,出土大量铁器和少量刀币、铜镞、鱼钩、玉蚕形器等。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朱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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