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今沈抚新区内的汪家乡上伯官屯古城，在沈阳考古学家眼中，非比寻常。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绵厚先生断言：此城，就是“第四玄菟郡”的治所所在地，是汉末魏晋时期辽东北部的行政、军事中心！与之相对的是，沈抚新区内的一条公路也被命名为“玄菟路”，醒目的提示路牌，不断引发过往行人的“玄菟怀想”。众所周知，玄菟郡为汉代辽东名郡，几度内迁，治所先后移至新宾清永陵苏子河南岸及抚顺劳动公园一带，何时迁至今沈阳地界？这期间又隐伏了几多鲜为人知的世间秘闻？听罢考古学家的诠释，方令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两汉玄菟郡 的设立及其三迁
玄菟郡的设立及其变迁，是涉及中国东北和东北亚的区域地理与人文地理的重要问题。从20世纪初迄今百余年间，国内外学界对此争议纷纭，仅就其几迁几治，就有不下十余种观点。
早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满洲历史地理》和和田清的《玄菟郡考》，提出玄菟郡有三迁。其后在20世纪国内依次有：傅斯年的《东北史纲》、金毓黻的《东北通史》、佟冬的《中国东北史》、张博泉的《东北历代疆域史》、薛宏的《中国东北通史》、王绵厚的《秦汉东北史》、宁梦辰的《东北地方史》等著作，均涉论玄菟郡问题。进入21世纪，专门研究玄菟郡问题的专著，有赵红梅的《夫余与玄菟郡关系研究》，这些尚不包括国内外的大量论文。其中围绕玄菟郡的问题，最大的争议问题是玄菟郡的初治地点和变迁过程。综合诸家所论，主要有“二迁三治说”和“三迁四治说”。王绵厚在1993年所著的《“玄菟”与“新城”新解》和1994年出版的《秦汉东北史》中，倾向于“三迁四治说”，对玄菟郡的历史变迁及其地理方位予以重点考察。简言之，王绵厚认为，历史上曾存在过“四个玄菟郡”。
从史料记载看，“第一玄菟郡”主要指汉武帝消灭卫满政权后，在今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中的玄菟郡，其治所沃沮城应在朝鲜半岛北部的东沃沮故地、今日本海西岸的北青古城（亦称青海古城），即后来渤海国的“南京南海府”，“第一玄菟郡”下辖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等三县。关于“第一玄菟郡”的设立，涉及汉初的卢绾与卫满两位历史人物。
卢绾（公元前256年—公元前194年），沛丰邑（今江苏丰县）人，与刘邦是同乡，且和刘邦同一天生日，儿时与刘邦一起读书，刘邦当泗水亭长时，卢绾常陪伴左右，二人情同手足。楚汉战争中，卢绾官至太尉，刘邦建立汉朝，卢绾被封为燕王。公元前196年，卢绾受人挑唆，同陈豨（xī）叛乱，刘邦为此伤心欲绝。进攻卢绾时，刘邦与大臣誓曰：“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是为“白马之盟”。刘邦命樊哙、周勃攻打卢绾，拿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卢绾携家人奔走匈奴。公元前194年（汉惠帝元年），卢绾死于匈奴，享年63岁。
燕王卢绾战败后，其臣卫满一同出走，并带千余人进入朝鲜半岛，得到箕子后人箕准的厚待。公元前194年，卫满故意散布汉朝将派大军来攻的假消息，请求到箕准身边守护，箕准不知是诈，许诺了卫满的请求。卫满趁此机会，率军向箕准王都王险城进发，得手后，自立为王，史称“卫氏朝鲜”，其治下民众包含了真番、朝鲜土著及燕、齐亡命者。
当时汉朝正值汉惠帝、吕后执政时期，汉朝天下刚安定，辽东郡的太守与卫满约定：命卫满做汉朝的外臣，保护边塞外的蛮夷部族，不准他们到边境来骚扰抢夺；蛮夷部族的各首领想到汉朝进见天子，不要禁止。辽东太守把这些情况报告汉廷，汉廷同意该条件，卫满得以做大。全盛时，其辖地方圆达数千里。卫满死后，王位传至其孙卫右渠时，汉武帝因卫右渠阻挠邻近部族沟通汉朝，兼之卫右渠出兵杀害辽东东部都尉涉何，两罪并罚，出兵消灭了卫氏朝鲜。
这一历史事件，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开”；《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三国志》卷30《东沃沮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伐朝鲜，杀（卫）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上述文献反复提及的“朝鲜”，是指殷商灭亡后，商纣王的叔叔箕子率部东迁后建立的国家，因其后人被中央王朝封为“朝鲜侯”，故其国名定为朝鲜。
玄菟郡的第一迁址、即“第二玄菟郡”，在今辽宁新宾县清永陵南二道河子古城，对此，史学界内部意见基本一致。
但玄菟郡的第二迁址，即“第三玄菟郡”的准确位置，国内外史学界的争议颇多，至今难下定论，目前计有抚顺劳动公园、东洲、通化快大茂子（赤柏松）、沈阳上伯官屯等诸说。21世纪初，在经历辽东长城资源调查和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十余年潜心研究后，王绵厚判定，今辽宁抚顺东洲小甲邦汉城，应是“第三玄菟郡”的所在地。尽管在1985年时，此城仅存几百米残段，几乎被夷为平地，已成为一片果园，但地表仍可见汉代的绳纹陶片分布。1989年，该遗址内还出土了“千秋万岁”铭文瓦当，这是汉代在此设有郡守衙署的明证。因此，王绵厚推断，抚顺市东郊东洲小甲邦汉城，应为再次二迁的“第三玄菟郡”。
按冯永谦先生的“二迁三治说”，不断内迁的玄菟郡止步于今抚顺市劳动公园，目前改为抚顺宾馆，城址已被埋入地下。而按王绵厚先生的“三迁四治说”，玄菟郡的三迁、即“第四玄菟郡”不在抚顺，还要往西看，今沈阳浑河岸边的上伯官屯古城，才是玄菟郡的最终落脚点。
上伯官屯古城
成“第四玄菟郡”
1993年，王绵厚在《“玄菟”与“新城”新解》一文中，已考证出：今沈阳市浑南区汪家乡的上伯官屯古城为“第四玄菟郡”。对此，一些学者提出异议，既然玄菟郡的治所已内迁至今抚顺市东洲小甲邦汉城，为何又再西迁至上伯官屯？即便再迁，何不迁至已建城百余年、城郭完备的位于今沈阳市内的候城，或迁至虽史无记载，但事实存在的可能比候城年代更早、更为重要的青桩子古城，而非要另辟新城，在上伯官屯重起炉灶呢？王绵厚对此的解释是，这很可能是因为在东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第三玄菟郡”（抚顺东洲小甲邦汉城）被迫撤除，这才迁至今沈阳上伯官屯的。
汉殇帝刘隆（公元105年—106年9月21日），汉和帝刘肇少子，养于民间，东汉第五位皇帝，登基时离出生刚满百天，是中国历史上继位年龄最小的皇帝，一岁时夭折，也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短的皇帝，谥号孝殇皇帝。
汉安帝刘祜（hù），（公元94年－125年4月30日），汉章帝刘炟（dá）之孙，清河孝王刘庆之子，东汉第六位皇帝，在位19年。
汉安帝即位时，东汉朝廷百事多艰。首先是河西急报，西域各国不满班超离任以后担任西域都护的任尚的苛政，纷纷叛汉。接着就是羌族起义，汉羌战争长达11年之久，耗费巨大，使东汉元气大伤。边疆多事的同时，国内也灾害连年，人心浮动。在汉安帝登基的那一年，就有18个郡国发生了地震，41个郡国发生了水灾，28个郡国受风暴和冰雹的袭击。延光三年（公元124年），京城和23个郡围发生了地震，36个郡国发了大水，下了冰雹，人民困苦不堪。
内忧外患四起之时，汉宫中为争夺帝位继承权又开始了殊死斗争，最终太子刘保被废，皇权和外戚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皇权动摇。此外，汉安帝还重用宦官，朝堂上下纲常紊乱，政局黑暗。
那么，上伯官屯古城是否具有玄菟郡的治所特征呢？20世纪80年代，王绵厚曾先后五次亲临此地，观其城址坐落在今沈阳城东20公里的上伯官屯的村庄内，傍临浑河支流牤牛河西岸台地。城址呈长方形，南北略长于东西，现存城墙的北侧和东侧大部分被河水冲去，仅存南侧城墙326米、西侧城墙537米，其规模大于汉魏时期的一般县城。早年调查时，城内尚存十字大街，其东西横向大街，即为明清时期的由盛京（今沈阳）通往抚顺关和兴京（新宾）的“御道”。后经沈阳考古工作者调查和测试，发现该城址地下文化层约1.5米处，出土了大量有自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和青砖等。城址周围的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也与城址内出土的文物相同。这些文物，与该城址地处浑河（小辽水）上汉魏晋唐时期的“玄菟——新城道”方位，及城北浑河沿岸的多处墩台，共同证明了上伯官屯城址的时代和性质。综上所述，王绵厚认定，位于今沈抚新区内的上伯官屯古城，当为汉代“第四玄菟郡”无疑。
上伯官屯古城
乃“玄菟古道”必经地
如上所述，在考辨了西汉玄菟郡的历代变迁后，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上伯官屯古城都是这条或可称为“玄菟古道”的必经之地。
就其“南道”而言，从今沈阳东20公里浑河南的上伯官屯（第四玄菟郡）、青桩子古城（辽东郡东部都尉）东行，约25公里到达抚顺高尔山山城（新城），再东约10公里至东洲小甲邦汉城（第三玄菟郡），继续东行过新宾南杂木，进入苏子河古道，先抵木奇镇和五龙山城（木底城），由五龙沟进入古称“南狭”之道。由此东10余公里有下房子古城（1985年调查时有遗物），由下房子东行10公里至新宾永陵。在永陵东南1公里，即至二道河子古城（第二玄菟郡），至此到达“南北道”的起点。
就其“北道”而言，同样是从今沈阳东的上伯官屯（第四玄菟郡），至抚顺永陵二道河子古城（第二玄菟郡）的前一段，由二道河子古城发轫，沿苏子河南岸东行约20公里，先达今新宾县城，在县城以东的苏子河上游的白旗堡汉城（帻沟娄城）东经红升乡，进入富尔江流域，再东行约20公里，至吉林通化西南赤柏松的快大茂子古城（上殷台县）。“北道”至快大茂子古城后，折而沿富尔江南行，抵达富尔江与浑江汇合处的集安西北之“江口村”，这是“北道”的重要河险关口……过望坡岭关隘后，“北道”由新开河进入麻线河上游，过老岭沿麻线河上游东行到小板岔岭。过小板岔岭沿麻线河东行2公里到石庙子，再东南行约1公里则到二道阳岔，由二道阳岔东行，翻过山岭即到达丸都城（今吉林集安）。由上述记述可知，无论走“南道”还是“北道”，进出辽东地区，上伯官屯古城，这座专家眼中的“第四玄菟郡”及其控制的临近区域都是绕不过去的途经之地，商贾通行、兵家必争，其所在位置的重要性，实在是不言而喻。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