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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国诗歌的滥觞 2019年05月21日 

□王军

《诗经》记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先民的生活,记录了春秋时期的战争。《诗经》描述无可奈何、可望而不可即的寂寞心,展现渴求知音、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感情,也为后代写作开无限法门。“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种寻觅知音的寂寞,源自人的本性。“洵有情兮,而无望兮”,《诗经》写无望的爱情,最能打动人。

《诗经》里描写一瞥的爱情,穿越时空,流传至今。后来中国文学里描写爱情的神来之笔,多在眉目传情,这是《诗经》的传统。“有美一人,清扬婉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千载之下,亦能感觉到它的活力。《诗经》里有许多诗是从女性视角所吟诵的。比如《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诗经》是悼亡诗的滥觞。《邶风·绿衣》写丈夫思念亡妻:“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唐风·葛生》写女子哭悼亡夫:“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诗经》描写战争、爱情、悼亡,有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张力,最好地诠释了“思无邪”,最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仪”的中庸之道。《王风·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相思稳重深厚,丈夫从军出征保家卫国是分内之事,在家的妻子也觉得丈夫上前线打仗是天经地义的,见出先民们哀而不怨的天性。

《诗经》首创了“兴”的创作手法。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天人合一”。人与鸟兽草木不同,可是有生命这一点,是共同的,有生命的共感。“兴”,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桥梁,是由经验的此岸到超验的彼岸的舟楫。“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人借芦苇起兴,写他所追寻的伊人,表现出一种执着的精神。伊人若即若离,似有似无,超乎现实,如影在前,伸手触之,却遥不可及,颇有象喻的意味。正如王国维所言,“《蒹葭》一诗最得秦人风致”,开中国朦胧诗的先河。

《诗经》构建了中国诗歌的格局。从《诗经》开始,是二加二的结构,两个字的音节。大约到战国后期,南方的楚人歌唱四言诗的时候,在句中或句尾加上一个衬字“兮”,于是开始出现了五言句:“吉日兮良辰”“广开兮天门”。到《楚辞》演变成“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是三加三的结构,三个字的音节,中间加一个衬字“兮”。秦汉统一之后,《楚辞》中的骚体,逐渐从诗歌中脱离出来,发展为“赋”的先声。在民间,五言句中的“兮”字被换上一个有意义的实字,成为五言诗句“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变成了二加三的关系。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一下来了很多新的音节,就出现了七言。从《诗经》的四言,发展到五言、七言、长句,随时代而演变,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形成了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一座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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