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太白山图》局部。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摄
在辽博一期书画展中，元代大画家王蒙的名作《太白山图》位列其中。有心人发现，这卷保存完好的传世名画有一美中不足之处：图卷有王蒙印章的最后部分，明显是被人为裁掉又续粘上去的，这是何故？查根究源方知，此画的裁割居然与明初震惊天下的“胡惟庸案”有关，王蒙竟因之惨死，本该完美收官的书画人生，瞬间前功尽弃！
三万余人受株连的 “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是明太祖的股肱之臣，他从诚心任事到结党营私，直至最后图谋不轨，被朱元璋满门抄斩，个中曲折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道明。
依据《明史》的相关记载，1370年，胡惟庸被晋升为中书省参知政事；1373年，明初淮西朋党集团的领袖李善长推荐其同乡兼姻亲的胡惟庸担任右丞相，这时胡惟庸在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明太祖朱元璋和左丞相李善长；1377年，胡惟庸取代李善长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左丞相宝座，位居百官之首，登临自己仕途生涯的巅峰。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平素隐忍低调的胡惟庸压抑心中多年的权利欲与个人野心急剧膨胀，他开始拉帮结派、卖官鬻爵、横行不法，甚至对一些重要官员的罢免和废黜，都敢无视朱元璋的存在，不打招呼、不上报，擅自做主，屡屡与朱元璋唱反调。尤为出格的是，他竟有胆瞒着朱元璋偷阅官员奏章，一旦发现对自己不利之事，就直接销毁，并对弹劾他的官员狠辣打压，连大明重臣刘伯温都惨遭其毒手。
刘伯温死后，胡惟庸认为百官中再无与自己抗衡之人，行事愈发肆无忌惮。他与太师李善长勾结，同气连枝，掌控朝堂大权，学士吴伯宗弹劾胡惟庸，险遭大祸。此时，胡惟庸定远老家的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深，献媚之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还胡诌说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晚上有火光蹿出，照亮夜空……胡惟庸惊异之余，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竟也产生了非分之想，未免异心暗生。
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胡惟庸依靠各种威逼利诱手段，暗地扶植出一批死党，如吉安侯陆仲亨、都督毛骧、卫士刘遇贤、亡命之徒魏文进等，开始秘密招兵买马。为确保篡权成功，胡惟庸秘派明州卫指挥林贤出海招引倭寇，与他们约定起事日期，又派元旧臣封绩致书元朝，请求已退至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出兵为援，不惜屈节向元朝嗣君俯首称臣……胡惟庸准备里应外合，只待时机成熟，便趁乱起兵，举事造反。
胡惟庸以为自己的阴谋神鬼莫知，足可蒙蔽圣听，但天算不如人算，生于乱世、历经无数风险的朱元璋岂是平庸之辈？所谓“事多反常即为妖”，为人机警的朱元璋已嗅出平静背后的凛凛杀机，他预感到大明朝的皇权、相权之争已势同水火，摊牌时刻已近在眼前。而恰在此时，一次偶然事故，给了朱元璋动手的不二良机：胡惟庸的儿子遇“车祸”而死。
该事故的梗概是这样的：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奔驰过市，可能是过于招摇，一不小心坠于车下，脑袋着地，当场毙命！胡惟庸闻讯大怒，将驾车之人杀死。朱元璋对此事的反应相当诡异：居然催迫堂堂的当朝宰相，为一名地位卑微的车夫偿命！胡惟庸请求用金帛补偿驾车人家，朱元璋不许。胡惟庸大惧，被逼墙角无路可退，又不肯束手待毙，便与死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密告四方以及依从于自己的武臣，朱元璋与胡惟庸间的惨烈火并，一触即发。
1379年（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来进贡，胡惟庸等人隐瞒不报，宫内宦官获悉，进宫奏告朱元璋。朱元璋大怒，下敕令责备中书省臣，胡惟庸和汪广洋叩头谢罪，朱元璋不依不饶，查出胡惟庸谋反窝案，诛杀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由此大开杀戒，以肃清逆党为名，株连蔓引，前后被杀者竟达三万余人，并做《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因“胡惟庸谋反案”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被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原左丞相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时称“胡狱”。
关于胡惟庸案，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lǐ，甘甜的泉水）泉，邀请明太祖前来观赏。这是大明的祥瑞，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朱元璋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朱元璋大怒，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陈宁逮捕，当天即处死。
胡惟庸之死
中国相权的崩盘覆灭
胡惟庸是否真的谋反？明代留下的相关记载互不佐证，满眼破绽。而据现代史学家严谨考证，这桩株连三万余人的明代大血案皆因皇权与相权的激烈角逐而起，斗争的结果是：胡惟庸身首异处，朱元璋笑到最后。历史是为胜利者书写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称胡惟庸密谋造反，纯属杜撰，因此胡惟庸案实乃冤案。
胡惟庸若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岂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事发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可能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
对胡惟庸图谋不轨一说，明代有不少史学家纷纷提出质疑，如郑晓、王世贞等便持否定态度。晚明学者钱谦益说得很直白：“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明末清初的史家潘柽（chēng）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即便是记载胡惟庸谋反的《明史》，对此事的定论也模棱两可、语焉不详，“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换言之，朱元璋处死胡惟庸时明显“证据不足”，疑似自编自导，最为滑稽的是，云奇这个保驾太监在历史中也查无此人。胡惟庸的谋逆罪名，怎么看都像朱元璋强加于人，硬按上去的。
数百年后，现代权威明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为《胡惟庸党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缕析了一遍，最后得出结论：胡惟庸案是一桩冤案。屈死的胡惟庸终于沉冤昭雪，只是这名誉的恢复，时间来得太晚些。
朱元璋为何一定要处死胡惟庸，且不惜捏造罪名、大开杀戒？原因很简单，可归纳为两个字：权力！
早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即下令：以后臣下上奏书， 不许“关白”中书省（大臣奏事时，中书省不必知道）；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不许“关白”中书省的基础上，正式废除丞相制度，皇帝集自古以来皇权、相权于一身，大权独揽，从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六月，太祖御奉天殿，敕谕文武群臣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xié háng，双方比较，不相上下），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胡惟庸之死，意味着延续千余年的华夏相权的彻底覆灭，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名至实归的丞相。胡惟庸被杀后，中国皇朝的丞相职位彻底消亡，丞相制度自此寿终正寝。朱元璋借胡惟庸的脑袋，从根子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君权与相权间的博弈矛盾，他站在胡惟庸等人的累累尸骨上，阴森地警告臣民：皇帝的权力，是不能被分享的！
胡惟庸案，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因为相权惨遭剥夺，朝堂之上便再无对皇权的制衡力量，皇帝一家独大，君主专制空前强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胡惟庸是奸是忠，他是最后一个敢向皇权挑战的丞相，他被动而悲凉地改变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
古稀年遭牢狱之灾
王蒙卷进权争风暴
在这场跨时数年、万人受难的明代血案中，名画家王蒙被卷进无情的政治风暴，七旬高龄的他被投入大牢，最终惨死狱中，着实匪夷所思。
王蒙出身书画世家，外祖父赵孟頫、外祖母管道升、舅父赵雍、表弟赵彦徵、友人黄公望、倪瓒等均为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的山水画受到赵孟頫的直接影响，后来进而师法王维、董源、巨然等人，集百家之长自成一派。浑身洋溢着艺术家气质的王蒙心性淡泊，与世无争。元末，张士诚据浙西，王蒙曾应聘为理问、长史，但他有自知之明，深感与官场无缘，不久弃官，隐居黄鹤山（今余杭临平山)几十年，过着“卧青山，望白云”的悠闲生活，自号黄鹤山樵。
隐居期间，王蒙创作出《青卞隐居图》《葛稚川移居图》《夏山高隐图》《丹山瀛海图》《太白山图》等传世名作。王蒙的画作风格独特，表现在“元气磅礴”、用笔熟练、“纵横离奇，莫辨端倪”，他常用皴（cūn）法，有解索皴和牛毛皴两种，写景稠密，布局多重山复水，林峦郁茂苍茫，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董其昌曾在他的画作上题词：“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600多年后，北京保利2011春拍夜场，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以4.025亿元成交，成为当年成交价最高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足见王蒙在中国书画史上的重要地位。
有一年，王蒙应邀到宁波城外的天童寺做客，受到住持方丈的厚待，又被天童寺一带的优美景色所感染，情动于中，灵感喷发，遂作《太白山图》，送给天童寺住持方丈作为纪念。《太白山图》画的是浙江太白山天童寺及其周围景物，着重描绘了天童寺前二十里的夹径松林。画面上松林苍郁茂密，萧寺殿阁、草堂茅屋掩隐其间，骑者僧侣各行其道。树木不下数十种，青红间施，曲尽山林幽致，章法严谨，结构深邃，笔法尖细，别具一格。画上卷首作小篆书“太白山图”四字，卷末钤白文“王蒙印”一印。
寄情山水，岁月静好，醉心丹青，座上高朋。本来，王蒙可悠哉度日，完美走完自己的书画人生，孰料，只因错交一人，突然祸从天降，以致名节不保，未能善终。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王蒙年近七旬，此时他已名满江湖，不少达官贵宦争相与其结交，朱元璋也欣赏王蒙之才，命其出山做官。王蒙虽内心不愿，但君命难违，只得再走仕途，出任泰安（今属山东）知州。胡惟庸案发伏诛后，凡与之相关者，皆受株连，而王蒙只是到胡府赏画，做艺术交流，便被列入胡党之列，以嫌犯之身，古稀之年被投入南京大牢，难堪折磨惨死狱中，享年77岁，一代大师晚景如此凄凉，令人恻然。
当时，远在浙江的天童寺僧人，听到王蒙被捕入狱的消息，为避祸，将此图卷最后部分的王蒙印章，裁割下来，使这卷画变成一幅无名画家的作品。其中有心的寺僧，把裁割下来的那一段，秘密收藏，直到风波完全平息后，才又小心翼翼地把它补接回去，使它恢复了原来的面目。如今，人们欣赏这幅名画时，还可以清楚看出当年裁割时的痕迹。
《太白山图》原为天童寺主持左庵禅师所有，后一度由明代沈周收藏，明后期入项元汴之手，清初则由梁清标、安仪周先后收藏，画幅中有清高宗弘历长题，拖尾有元末明初名僧宗泐（lè）、守仁、清濬等名家的题跋，项元汴书小记一段。此画入清宫后，贮御书房，民国间佚出，郑洞国购自长春，经原沈阳军区领导人周桓转交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
王蒙才华过人，亦无心功名，却被无常的人生卷入政治漩涡，他画作中流溢的悠然洒脱，与现实人生的残酷动荡，气场截然相反，若云泥之别。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