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亲贤殿。
玉柄金桃皮鞘飞蛇腰刀
养心殿是紫禁城内廷的一座独立院落，始建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养心”二字取意于《孟子·尽心篇》：“养心莫善于寡欲”，意为“修养心性的最好办法是减少欲望”，以“养心”命名此殿，既寄托了帝王培养本心的愿望，又包含了对沉溺于欲望的劝诫。
明代的养心殿是皇帝起居听证之外的闲居之所，嘉靖皇帝曾在这里修玄，万历皇帝在这里藏银；清代顺治皇帝在这里病逝，康熙皇帝在这里学习西学，自雍正皇帝移居养心殿始，这里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仅是皇帝的寝宫，更取代乾清宫成为皇帝日常政务活动的中心，此后直至清末溥仪出宫，清代共有八位皇帝先后居住于此。养心殿，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清权力中心，几乎所有关于军国大事的决策都在此处产生并诏告天下。养心殿见证过历史的沧桑，也曾弹出千年帝制的最后绝唱……
勤政雍正将养心殿变为办公地
与自己喜好出巡的父皇康熙不同，雍正即位，下诏罢鹰犬之贡，宫中所蓄养的珍禽异兽全令放出，一个不留，并表示他不事游猎，不但东、南、西的巡幸不搞，连康熙每年举行的北狩也不进行。
雍正极少离开京城。雍正元年，他先后送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灵柩去遵化东陵，以后去过东陵祭祀。除了这个地方外，哪儿也没有去过。他固守京城，开始是为提防允禩（sì）集团，怕离开了发生意外。允禩、允禟（táng）死后，他表示“将天下政事经理区画悉皆得宜”时，举行秋狝之礼，但是他始终没有搞。这说明他除了防范允禩集团，还因政事繁忙，无暇出行。
谅阴（指居丧时所住的房子）期间，雍正居于大内养心殿，这里离乾清门较近，便于召见朝臣，处理政事。1725年春天，谅阴期满，雍正开始去圆明园居住和办公。原因有三：一是嫌大内嘈杂喧嚣，不适合办公；二是园中水土好，风景宜人，便于享受；三是消释夏季炎热，便于纳凉。清朝皇室来自凉爽的东北，不耐酷暑，而且形成传统的心理因素，雍正因中过暑，更怕热，尤需园居。
雍正的即位，使养心殿的功能发生了迥异巨变，他把一座普通的皇家寝宫变成了日理万机的“帝王办公室”。雍正在养心殿旁创设了军机处，把辅臣进一步降低为“幕僚”，并健全奏折制度，使自己一身兼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两重职务，肩上的担子自然是愈发繁重了。
奏折是清代官员向皇帝奏事或请旨的文书，始于康熙时期。经皇帝批阅后的奏折，将返回备文上奏人贯彻执行。雍正帝即位后，创立密折奏报制度，即皇帝将奏折撰写人叫到御前亲自训勉，并交其一个上有两道锁的密匣，钥匙只有皇帝和上奏折的大臣本人持有。大臣会不定期地将一些重要情况写成折子，并用匣子直接送给皇帝亲拆御览，皇帝将指示意见用朱笔批于折后，密封发还给原奏人，所有内容除君臣二人，外界不得而知。经皇帝御批的奏折叫朱批奏折，朱批奏折执行以后，更定期缴还宫中，由皇宫秘存。这种联系方式既快速又保密，使皇帝能够更多、更直接地获取信息，提高了宫廷决策效率，执行决策也少了许多中间环节，更加有利于帝国的中央集权。这些奏折不但内容重要，如今也是价值珍贵的古文书遗存。
清雍正七年（1729年）用兵西北，为及时处理军务，特设军机房。乾隆皇帝继位后改成总理处，乾隆三年（1738年）始名军机处。军机处无办事衙门，只有军机大臣值班，位于养心殿旁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无定额，由皇帝亲信的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兼任，分两班轮流当值，随时等候皇帝召见，办理皇帝交办的一切事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改变，军机处由原来单纯的承命拟旨、参与军务的军事机构，逐渐演变为全国政令的策源地和新的行政中心，其地位远远高于作为国家行政中枢的内阁。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责任内阁”成立后，军机处裁撤，历时180余年。
雍正在养心殿处理朝政，自早至晚，没有停息，大体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年年如此，寒暑无间。1728年夏天，他写《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七律一首：勉思解愠鼓虞琴，殿壁书悬大宝箴。独览万几凭溽暑，难抛一寸是光阴。丝纶日注临轩语，禾黍常期击壤吟。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轮为启戒盈心。由此诗，足见这位“劳模皇帝”的辛劳。次年，雍正又作《暮春有感》：“虚窗帘卷曙光新，柳絮榆钱又暮春。听政每忘花月好，对时惟望雨暘（yáng）匀。宵衣旰食非干誉，夕惕朝乾自体仁。风纪分颁虽七度，民风深愧未能淳。”因为专注政务，雍正帝连窗外花木的烂漫都无暇欣赏了。
晚间，是雍正最紧张的时刻，批览奏折，常常到深夜，搞得精力疲敝，他常把这种情形书写在臣工的奏折上。朱批是雍正勤政的最好证明。这一做法他一直坚持下去，虽然1730年以后，朱批的分量有所减少，但励精图治的精神仍然洋溢其间。
每天朝会之后，雍正时常会从这里踱步到养心殿明间西侧的“勤政亲贤”堂，单独召见官员，或批阅章奏。“勤政亲贤”东侧用10多平方米的走道与明间隔离，窗外抱厦用围挡遮蔽，整个帝国最重要的决策和讨论多半在其中进行。“勤政亲贤”堂内悬挂一幅雍正亲手题写的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堂为天下奉一人。体现了雍正皇帝对集权的渴望，对国家求治的热盼，自信满满，霸气十足。
见证乾隆由勤勉到怠政
乾隆皇帝早年身体一直非常康健，精力也极为充沛。平时卯刻即起，听政理事，略无倦怠。对准嘎尔用兵期间，“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乾隆二十年以后，左耳重听；四十年后，又左眼欠明，但是听政理事却从不稍辍。在养心殿内，乾隆处理政务得心应手，其专制统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乾隆即位后，对养心殿做了一些改造：辟出一间“长春书屋”，为自己“长春居士”的雅号增色；在长春书屋东侧，为“无倦斋”，乾隆设佛堂于此；藏着三幅传世书画的三希堂，面积虽小，却是乾隆频频光顾之地；即便在养心殿西侧山墙外的一方狭小空间，乾隆都充分利用起来，搭出一个小耳房，说是院子里有一棵梅树，在花开时节可以坐在室内赏花，小屋美其名曰“梅坞”……
随着身体的逐渐衰老，特别是富察皇后的亡故，乾隆的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他开始越发厌倦政务，而追求个人享乐。乾隆四十九年后，他处理政务的时间大为缩短，记忆力严重衰退。刚在养心殿吃过饭，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衰老健忘之症，已相当明显。因为衰老，他上朝的时间越来越晚，对于各地官员奏进的像小山一样的公文，打心眼里感到腻烦，并为此多次指责各地官员奏事琐细，“徒滋烦扰”。因乾隆的倦政，朝政和各地事务普遍废弛，对有过官员和贪污人犯的处理，他不是拖拉不办，就是从轻处理。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职十余次之后仍留原职者。
1799年2月7日，乾隆帝驾崩，死于养心殿，享年88岁，堪称中国历史上的长寿皇帝，也是在养心殿居住时间最久的清朝皇帝。养心殿内的乾隆皇帝晚年怠政，令大清政务乱象滋生，一塌糊涂，康乾盛世终成虚幻的盛世，潜伏的重大危机随即扑面而至。
守在养心殿困惑不已的嘉庆道光
乾隆执政后期涌动的大清危机，终于在嘉庆与道光两朝演化为残酷的现实。嘉庆与道光的个人私德都不错，如道光皇帝克勤克俭，平时连肉都舍不得吃，穿带补丁的衣服。他还要求后宫妃嫔一起搞勤俭节约，不到盛大节日不准用化妆品，不准穿锦绣衣服。就连皇后过生日，也是人手一碗打卤面。不过，道光皇帝感觉此举实在说不过去，批准御膳房杀了两头猪，皇后竟大喜过望!
道光皇帝还爱民，哪里遇到干旱，他就跑到哪里祈雨；哪里洪涝成灾，他就拨出大把银子赈灾。为了减轻民众负担，他一再减少税费。
但是，无论嘉庆还是道光，他们均严重缺乏雍正帝刷新政治、兴利除弊的魄力与手段，只在守成二字上下工夫，遗憾地错过了大清改革的最佳时段，以致在大时代变革到来前，这个百年王朝已积重难返，泥足不拔。令养心殿里的两位大清帝王无比困惑的是：为何自己越努力，国家的问题越多？为何自己越求稳，江山反而越动荡？
嘉庆帝刚上台，即诛杀乾隆朝的巨贪和珅，并打出“咸与维新”的改革旗号，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困顿多年的大清政坛形势曾为之一变。时隔不久，人们发现，嘉庆所做的都是表面文章，他根本无能也无意改变积弊僵化的大清体制，对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被动应招，束手无策。他花了上亿两白银，折损了无数将士才镇压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但没过几年，北方的天理教教徒居然在宫内太监的接应下杀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羞赧不已的嘉庆帝痛下罪己诏。
直面大清日甚一日的社会危机，即位的道光皇帝更是力不从心。他欲借林则徐之手摘除为害中国多年的鸦片毒瘤，未曾想，竟引爆了中英鸦片战争。大清战败，被迫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签订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据《清宫补闻》记载：在签署《南京条约》的前晚彻夜不眠，道光皇帝绕殿逡巡，不停地拍案叹息。等上谕发下后，他于养心殿内连连流泪，之后留下四道遗嘱惩罚自己，不许后人为其立圣德神功碑，哀叹自己丧权辱国，愧对先祖，一生蒙羞。
本来，经此劫难，道光应变法图强，重振旗鼓，但与父皇嘉庆一样，此后八年，道光依旧苟安姑息、拒绝变革，导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蓄势待发，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终于无药可救了。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本版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