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察皇后去世那一天起，乾隆的人生就陷入无穷无尽的悲痛之中。结发22年的爱妻突然离己而去，乾隆神不守舍，特别是富察皇后去世后的头半年，乾隆一直都睡不踏实，夜里经常惊醒。侍候乾隆的老太监注意到，皇后死后，乾隆的精神状态变得有点不正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目的活动”增多：走到某张桌子前，却想不起来自己想干什么；工作没什么效率，刚刚说过的话，马上忘得一干二净；每天不停地发火，冲谁都发火，情绪特别恶劣，似乎更年期提前到来了……他处罚数位皇子、虐待乌拉皇后、惩治朝廷臣僚、大兴文字冤狱，“富察皇后之死”令乾隆性情大变，并由此引爆了大清朝接二连三的政治地震，乾隆盛世自此黯然谢幕了。
放纵私欲乾隆逼死乌拉后
富察皇后去世三年后，为遵循法度，在太后的催促下，乾隆立乌拉纳喇氏为后，这是乾隆的第二任皇后，乌拉氏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终于熬成一国之母，但噩运却从天而降了！
大婚前，乾隆特意去了趟富察氏寝宫，对皇后灵牌反复解释：乌拉氏是我妈逼我娶的，你千万不要误解，我的心中只有你。有诗为证：“六宫此日添新庆，翻惹无端忆惘然”“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故剑久相投”用今天的视角看，这等于婚还结，就开始与老婆分心了。
富察氏去世后，乾隆变得郁郁寡欢，他在上谕中多次提及自己开始过“独居”生活，很少让后妃留宿侍寝，也就是说，乌拉皇后虽然是正宫之主，却与其他后妃一样，只是乾隆传宗接代的工具，成了做做样子的摆设，别说感情交流，连正常的夫妻生活都难得一求，跟守活寡无异。
还有民间传说称，乾隆南巡途中与宗室近亲乱搞，被乌拉皇后堵个正着，这彻底冲破了乌拉氏的心理底线，遂与乾隆帝发生争执，并遭羞辱，才愤而剪发，以示决绝。从今天视角看，这等于宣布自己与乾隆“离婚”了。
乌拉皇后很早就嫁给了乾隆帝，那时的乾隆还是规规矩矩的宝亲王，乌拉氏与乾隆的感情虽然赶不上富察氏，但是雍正年间被选中的弘历的侧室福晋，也算是甘苦与共的老夫老妻了。乾隆二年时，乾隆皇帝将其册封为娴妃，而后，她在宫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乾隆十年，晋封为娴贵妃。富察皇后去世之后，乌拉氏又晋升为皇贵妃，摄六宫事。乾隆十五年，乾隆皇帝将其册立为皇后。历次巡幸，皆随乾隆皇帝出行。
清史专家白新良先生认为，从乾隆皇帝为乌拉氏取号“娴妃”以及乾隆初年她在宫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等现象看来，乌拉纳喇氏皇后并非过于骄横越分之人，即使在其失宠以后，乾隆皇帝也认为她“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何至于在南巡途中竟然愤不欲生而自行剪发？乾隆三十年，乾隆四巡江南，抵达杭州时，她因忤旨剪发而被乾隆皇帝遣人送回京师。一年多以后，在乾隆皇帝秋狝木兰时，她因失宠忧愤而死，年约五十岁上下。得知这一消息，乾隆皇帝命令将其“所有丧仪止可照皇贵妃例行”。这样，乌拉氏被安葬到了裕妃园寝，而未能像富察皇后一样被葬入胜水峪地宫，待遇低了一格。
富察病逝搭上两条皇子命
富察皇后病逝后，最先遭殃的是皇长子永璜（huáng）和皇三子永璋。永璜生于雍正六年，母亲是乾隆的庶妃富察氏即哲悯皇贵妃；永璋生于雍正十三年，母亲是纯惠皇贵妃苏佳氏。富察皇后所生的皇二子永琏及皇七子永琮病故后，永璜与永璋就成为众皇子中年岁最长的两位，也是最接近帝位的两位皇子，但这两人，却不幸成为饱受丧妻之痛的乾隆皇帝的重点打击对象。
富察皇后灵柩返京后不几天，乾隆便指责皇长子永璜对丧事“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并为此迁怒于辅导其学习的师傅谙达，和亲王弘昼、来保、鄂容安等重臣都受到了罚俸的处分。弘昼是乾隆的亲弟弟，此次他被罚俸，一罚就是三年。此后不久，乾隆除继续指责永璜“并无哀慕之忧”“不孝之罪甚大”之外，又严厉指责皇三子永璋“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并断言：“此二人断不可承续大统”。说到气头上，甚至还对两位皇子动了杀心，“若敢存非分之想，于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显揭其不孝之罪，即行正法！”乾隆对两位皇子的指责纯属强词夺理，富察皇后并非永璜、永璋的亲娘，富察去世，他们能有多少悲伤？另外，即便二人表面装出哀痛假相，又得表演到何种程度，才能令挑剔的乾隆满意？
乾隆以“临丧不敬”的罪名毁了两位年长皇子的政治前途，二人每天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受此打击，乾隆十五年三月，皇长子永璜生病去世，时年23岁；乾隆二十五年，皇三子永璋也因病去世，时年26岁。念及多年父子情分，乾隆帝将永璜追封为定亲王，谥曰：“安”；将永璋追封为循郡王。事后看，这两位皇子是被乾隆活活吓死与气死的，他们的性命是被自己的父皇亲手断送的。
失去理智乾隆暴虐朝堂诸臣
因富察皇后之死，乾隆皇帝的精神世界垮塌半边。富察皇后在时，乾隆王朝是阳光的、向上的；富察皇后去世后，乾隆性情大变，就连他的施政风格也发生了巨大转向，富察之死居然成了乾隆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可以说，富察氏的去世终结了春风拂面的乾隆初政期，还引发了乾隆继位之后最剧烈的一场政治地震。《清高宗实录中》称，富察皇后去世后，“上悼之甚，数谴怒中外诸臣”。因为乾隆在自己遭到挫折、处于困境时，总怀疑群臣看他笑话，幸灾乐祸，这种疑神疑鬼的病态心理，终于把他变成了一个乱施淫威的暴君。
在这些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对在皇后死去百日内违制剃头的广大官员的惩治和打击。根据满洲旧俗，君上去世后，臣下百日内不得剃头，以之作为居丧期间的一种礼仪。清朝入关以后，由于受汉族礼俗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对此要求并不严格，而且也没有将此内容明文载入律例会典。因而，此制不但未在广大汉族臣民中广泛推行，而且不少八旗子弟也多加遗忘。故而，富察皇后故去，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并未就此行文全国各地，以致各地有执行者，有不执行者；而且在执行者之中，要求范围和规定期限也各不相同。除满人居住颇为集中的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等处的将军、大臣等做出了“令官员过百日剃头”
的规定，其他地区百姓大多各行其是，“兵丁剃头之处并未传行”，各级官员甚至是高级官员不及百日剃头者比比皆是。
乾隆十三年六月，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权、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醇等中下级官吏百日内剃头的问题首先被揭露，乾隆皇帝震怒之余，当即将其解交刑部治罪。此后不久，周学健、塞楞额、彭树葵、杨锡绂等高级官员百日内剃头的问题也被揭露出来；尤其是在革职、抄家和审讯过程中，还发现了周学健私下收受在家丁忧的兖沂曹道吴同仁的贿赂和塞楞额、彭树葵、杨锡绂三人私下计议是否因违制剃头而自首的问题，更使乾隆皇帝对广大官吏的忠诚程度产生了怀疑，认定他们时时、处处、事事都在欺骗自己，谋夺自己的权力。因此，乾隆皇帝以违制剃头为借口，分别对这些官员进行了极为严厉的处理：周学健、塞楞额先后被赐自尽，“以全国体”；彭树葵、杨锡绂革职留任，自出家资罚修城工；其他违制剃头官员太多，无法一一处罚，也都由有关部门记录在案，停其升转。此外，相当一部分高级官员还因庇护违制剃头官员而受到申斥或处分。白新良先生认为，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乾隆皇帝对各级官员的控制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乾隆初年以宽治国的思想，实际上已被放弃了。
思想控制乾隆帝大兴“文字狱”
利用富察皇后去世之机对违制剃头的官员普加惩治，对朝廷重臣张廷玉、鄂尔泰及其党羽的打击，乾隆这些举措在广大官员中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兼之他四处巡幸和对金川战争的错误处理，也对全国官吏士民造成了极大的骚扰。因此，乾隆十五年（1750年）夏天以后，一份托名工部尚书孙嘉淦（《雍正王朝》里的孙嘉诚）所作的奏疏稿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该奏稿罗列“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皇帝本人和他执行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乾隆闻之大为震怒，下令全国追查。为一份伪稿，乾隆几乎将全国上下搞了个人仰马翻，而伪稿作者却仍然是“茫如人海泥沙，了无头绪”。为了给自己寻找台阶下，乾隆十七年(1740）十二月，乾隆帝授意军机大臣将传抄伪稿的一个地方低级官吏——江西长淮干总卢鲁生定为炮制伪稿的主犯，重治其罪。次年二月，将之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在此同时，宣谕中外：伪稿主犯已经缉获，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
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除此之外，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耶昌、按察使丁廷让等俱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则因失察而交刑部严议。至此，这场轰动全国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才算草草收场。
就这样，富察皇后的亡故，演化为乾隆个人的悲剧，最终，家事不幸成了国事，恶化为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因文字狱的泛滥与专制统治的持续加强，一度欣欣向荣的大清朝自此走向下坡路。虽然不能把历史的进程归结于个人的命运起落，但在中国古代的人治社会，大权在握的帝王的喜怒哀乐确实能影响阶段性的历史沉浮，以致后人这样猜想：如果富察氏能够与乾隆相伴终生，如果他（她）们的爱子永琏或永琮能顺利继位，或许，大清朝就不会自乾隆之后，国运急转直下，这个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末王朝的最终命运就不会那么凄凉。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