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

这是暑假里的一个清晨，我领着上中学的孙女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当五星红旗在蓝天下迎风招展，我指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说：孩子，你知道吗，新中国的第一枚金属国徽，是由咱们辽宁老一代工人制造的。

就这样，我向她讲起了那一段滚烫的往事。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选定国徽的工作就纳入了筹备开国大典的重要议程。到1949年8月20日，共收到应征国徽图案稿件112件，各种图纸900余幅。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对国徽应征图稿仍不满意。毛主席也感到这件事不能急，他说：“国旗已经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仍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于是，在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出现国徽。

1950年6月20日，政协国徽审查小组召开会议，最终确定了由清华大学梁思成、林徽因团队设计的国徽方案。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就这样，在1950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第一枚木制国徽。

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沈阳第一机器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前身）接到了一项重大的生产任务——制作新中国第一批金属国徽。

这天，19号铸造车间铸造班长焦百顺接到通知，来到厂党委办公室。党委书记对他说：“现在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们去完成。”“什么任务？”时年36岁的焦百顺，由于连续几天为创高产没有休息，脸上显得有些疲惫。

“铸造国徽！”党委书记郑重地把一尊带有五颗星、天安门城楼、麦稻穗和齿轮的圆形石膏浮雕立体模型，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向他交代了任务。“保证完成任务！”有着过硬铸造技术的焦百顺听到这项重大任务，立刻兴奋起来。党委书记叮嘱：“必须保证在明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制造出质量最好的金属国徽。现在仅有半年时间，要造出几种规格的国徽，从做模型到配料，再到浇铸、修整，任务非常艰巨。”

端详着国徽石膏模型，焦百顺既激动又感到肩上的压力沉重。当时，沈阳的工厂大都处于恢复生产阶段，铸造车间仅能用勺炉生产一些简单的零配件。要完成制造国徽这样神圣的任务，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铸造国徽的首道工序是做模型，这直接关系到铸件的质量。焦百顺亲自翻砂做模型，力求使铸件平整光滑、纹理清晰、凹凸有致。

刚开始时，做出的模型图案模糊，稻麦穗的粒不鼓、芒不显。焦百顺、裴庆江、朱凤仪等人组成的国徽铸造小组，经过多次实践和摸索，终于做出了合格的模型。

第二道工序是向模型里浇铸，没有炉子，便砌了个砖炉；没有化铝罐，自制铁罐代替；没有脱氧剂，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水温度的仪器，就在炉前肉眼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国徽的质地为铜铝合金，两种金属熔点相差大，容易出现局部缩型，铸造团队只能一次又一次试验，直至研制出局部浇水加速铸件冷却的方法，才解决了这一难题。

焦百顺和工友们克服了技术上的一道道难关，终于提前20多天，按要求分别铸造出了3种规格、67枚国徽。

1951年，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盛大庆典上，由沈阳第一机器厂铸造的铜铝合金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耀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向世界展现着绚丽的风采。

当年刚满18岁的铸工朱凤仪在回忆中这样描述，一天，师傅裴庆江把他叫到身旁，对他神秘地说：“有个重要的任务跟你说一下，你一定要保密，不能跟外人说。我们要制造新中国第一批金属国徽。”听完师傅的话，年轻的朱凤仪激动得一宿没合眼，可想到师傅的叮嘱，他连爸妈都没敢透露半句。

当2米高的国徽模型运到车间现场，朱凤仪小心翼翼地一把抱在怀里，第一次感觉世界上有这么金贵的东西，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绝不能磕着碰着。

那些日子里，工友们通宵达旦地工作，家离得近的就回家吃一口饭，吃完立刻赶回厂子。离得远的干脆不回家，吃住在车间里。饿了就吃口干粮、嚼口咸菜，困了就睡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国徽模型旁。

1955年，朱凤仪第一次来到北京，仰望天安门城楼，看到自己倾注心血和汗水铸造的国徽时，眼泪瞬间夺眶而出。他久久伫立，细细端详，多想在国徽前拍照留念啊，遗憾的是那时候没有照相机。

2004年11月，在赴北京参加一个颁奖仪式时，74岁的朱凤仪终于圆了这半个多世纪的梦。他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和自己参与制作的新中国第一枚国徽合影留念。

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辽宁工人创造出无数个第一，而制造天安门城楼上的那枚金属国徽，无疑是众多“第一”中最耀眼的之一。当我们瞩望那枚缀着五星、簇拥谷穗与齿轮的国徽，会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新中国的朝阳初升之时，正是辽宁老一代工人用满腔热血与汗水，将对共和国的赤诚热爱，镶嵌在光芒四射的国徽之上，铸就了令后人景仰的家国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