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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20岁的李惠堂加入上海乐群足球队（1926年更名为“乐华足球队”），并在对阵朝鲜高丽队的比赛中带领球队以3∶1获胜，一时间引爆上海滩。当地媒体以“球之王”头衔赞誉李惠堂，坊间更是传出“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说法。

美加墨世界杯鏖战正酣，阅读《“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时代（1925-1945）》这本历史著作，既应景，也意味深长。在本书中，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赵峥聚焦李惠堂足球运动生涯最为辉煌的20年。这期间，见证了李惠堂的成长，以及他为实现中国人的“足球梦”，以“体育强国”为己任的努力奋斗。

李惠堂的“球王”之路，是一条叛逆之途。从商的李父希望儿子好好学习，将来子承父业，但李惠堂从小对足球兴趣浓厚。在父亲的反对声中，他加入了香港南华队，并在1923-1924年赛季助球队夺得香港足球甲组联赛冠军。

南华队夺冠，“打破了洋人球队长期称霸香港足坛的历史”，可谓成色十足。殊不知，作为近代足球发源地的英国，在香港推广足球运动，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有意“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加之于本土精英，使之发挥‘同化’功能”。

在随后赴澳洲3个月期间，南华队在与当地球队的24场比赛中，取得8胜7平9负的战绩，攻入63球，其中李惠堂个人贡献了31球。更主要的是，南华队员昂扬的精神状态，以及取得的优异战绩，“改变了当地居民对华人‘皮黄骨瘦、孱弱背曲’的刻板认知”。赵峥指出，在澳洲交流的南华队，充分“展示了全新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李惠堂没有满足于场上的胜利，还给球队带来了全新的足球理念。他强调团队协作，注重配合，坚决摒弃个人英雄主义。

李惠堂给球队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拓展了足球商业化外延。今天，足球商业化已深入人心，但在百年前，体育一直受制于“业余主义”。“业余主义”强调，“不得通过体育活动获取任何形式的报酬”。各主要足球会均“将足球定义为‘业余运动’，禁止通过踢球赚钱”。

迅速蹿红的李惠堂，终于触碰到了传统思想的樊篱。一些媒体批评他“涉嫌违背‘业余主义’原则、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李惠堂不以为然，自带商业基因的他在球队经济“开源”上有三大举措：一是推动球队赴海外比赛，从华侨社群中赚取额外收入，以补贴球队日常开支；二是他个人做起了美商茂和公司的“推销员”，此举被称为“开海上活招牌之新纪录”；三是应媒体之约，在海外比赛之余，撰写比赛日记或当地见闻。后来，更是积极投身影视和著书立传事业。

1936年，中国足球队首次参加奥运会，虽然0∶2不敌英格兰，无缘进入下一轮，但这个大舞台让中国球员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身体素质、技战术等方面的差距。在前往柏林的途中，球队在东南亚进行了一系列友谊赛，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奥运会结束后，球队先后在日内瓦、巴黎战胜和逼平当地的强队。李惠堂和球队就像是中国崭新形象的代言人，用出色的表现，大大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人的偏见。

在赵峥看来，李惠堂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球员，他还身兼发展民族运动重任，积极投身“体育强国”事业。他提出“以足球为‘运动先导’，进而带动中国体育发展的设想，表达了通过体育运动洗刷‘东亚病夫’这一民族耻辱的愿望”。他还牵线搭桥，促成旅澳网球运动员林宝华回国，代表中国参加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终获冠军。奥运会后，李惠堂又积极投身“以球救国”历史重任之中，发起和参与各类义赛，直到1947年退役。

赵峥指出，“球王”在中国和亚洲大显身手的时代，恰是现代体育全球化传播和民族化改造之间越发充满张力的时代。在这个变革时代，体育无疑承载了凝聚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作为当时国内体育界少有的亮点，李惠堂带领球队拼搏厮杀，“塑造了民族国家新形象，承担了社会公益的责任，代表了对理想生活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