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翔

父亲活着的时候，话很少，脸上总是一种低沉的神色。生活的苦难像一座山，压弯了他的脊背，他却从不呻吟，也不抱怨。

他有自己的对抗方式——烈酒与辣烟。

不管多烈的酒，多呛的烟，他似乎都能扛得住。

那时候我还小，记得老屋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常常倚在墙角或是门框边，手里是一盏酒，或是一杆烟。有时候一杯白酒下喉，呛得他弯下腰剧烈地咳嗽，脸憋得通红；有时候旱烟太冲，熏得他睁不开眼，眼泪顺着深深的皱纹往下流。

但他从不躲。咳嗽止住了，眼睛睁开了，他还是那样倚着，嘴里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一口一口，沉默地顶着。烟雾缭绕里，似乎藏着他不想说出口的心事，也藏着那些年我并不懂得的沉重。

我以为他能一直这样顶下去，像家里那堵老墙，永远不会倒。直到那天，他真的顶不住了。那杯陪他半生的烈酒，那根陪他半生的辣烟，终于把他放倒了。父亲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形，连呼吸都变得费力。

我去陪护，看着他插满管子的手，忍不住埋怨烟酒误人。父亲却摆摆手，浑浊的眼睛望着天花板，没说一句怨那些烈酒和辣烟的话。

那一刻我才明白，这哪是什么嗜好，而是他作为一个男人，在那个清贫又艰难的年代里，唯一的止痛药。他用它们顶住的，不仅是喉咙里的辛辣，还有整整一生的风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