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筠

提示

写敦煌的小说并不少，有的偏向学术化的历史叙述，读起来像论文；有的偏向传奇化的虚构演义，读起来像武侠小说。邱华栋的《敦煌变》走了鲜有人走的第三条路：将严谨的历史考据与飞扬的文学想象融合在一起，既“外在拼贴”，又“内中互证”。

他没有把壁画当作背景板，而是让壁画中的人走下来，让画匠、商人、戍卒、僧侣、刺客、国王这些历史上鲜活的人物开口说话。于是，那些原本只在墙壁上静静讲述故事的线条和色块，就变得有血有肉了。

这不是考古报告，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封写给千年敦煌的情书。

书中有一句题眼般的话，藏在作者的创作谈里：“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小说中那一个个人物，而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这句话说得极有底气，却也极冒险。一部小说，主角不是人，而是一处“物”——绵延千年的石窟群。那么，人物往哪里放？故事怎么讲？读者的情感该落在何处？

邱华栋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却又很难：让沉默1800年的莫高窟壁画，活了过来。

邱华栋从莫高窟700多个洞窟中精心遴选了10个有确切编号的洞窟，以一窟一章、一章一人的方式展开叙事。10个章节如同10颗珠子，首尾相连，被莫高窟这根线串联起来。

每一章开篇，邱华栋都用非虚构的笔法细致描摹洞窟的形制、壁画分布与雕塑特征，犹如一位耐心的向导带着读者走进洞窟。接着，笔锋一转，虚构的世界洞开——这个洞窟不再只是一处建筑空间，它变成了一个人命运的剧场。

比如书中的第156窟，这座被称为张议潮功德窟的晚唐洞窟，墙壁上绘制着著名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在邱华栋笔下，它变成了一个刺客的故事。讲述者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如何在归义军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执行刺杀任务，事成之后远走洛阳，却在梦中反复被洞窟中的倚坐佛追赶。这个充满张力的梦境，将一个刺客在血腥杀戮之后的良心不安与救赎渴望写得入骨三分。那是一种超越时代的人性挣扎：一个人如何在做过恶事之后，面对自己的灵魂？

书中的第17窟——藏经洞。邱华栋用影视化的倒叙手法，从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写起，一路回溯到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等一代代敦煌守护者的故事。邱华栋塑造的王道士并不是一个脸谱化的“罪人”。他让王道士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困境——一个穷道士面对滔天的文物财富，如何惶惑无措，如何在各方势力间左右为难？读到这里，你不会简单地恨他或可怜他，而是感受到一种复杂的况味：一个普通人在历史巨变面前的渺小。

这种复杂度，正是文学区别于历史审判的地方。

小说用文学想象“翻译”壁画，让凝固的图像流动起来，让无声的历史发出声音。从经到画，从画到文，从文到小说，每一次转译，都是一次“变”。每一次“变”，都离人间更近一步。

30年间10次亲赴敦煌，邱华栋作了长期的积累，但学术准备只是土壤，真正让小说开花结果的，是他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让他的小说从对物质世界的描摹上升到对精神世界的探寻。比如，面对第285窟——被誉为丝路多元文化“万神殿”的西魏洞窟，他塑造了萨宝（粟特商团首领）这个人物。他并非凭空捏造，其生命经验紧紧附着在真实的壁画内容之上。虚构在此不是天马行空的编造，而是一种观照：凝视壁画的每一个细节，然后想象——谁画下了这笔？谁跪在这尊佛像前祈祷？谁从这条路走过？

壁画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化遗产，它变成了一场又一场活生生的生命博弈。这正是文学想象的力量——它不改变历史的骨骼，却为历史注入了血液和温度。

长久以来，莫高窟被笼罩在一层光晕之中。可是，这些壁画是谁画的？那些供养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些修建洞窟的工匠、经过敦煌的商人，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这些问题的答案，壁画不会告诉我们。

邱华栋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他让人性的性灵之光回到了敦煌。他让画匠在壁画的残缺中学会接受人生的遗憾，让刺客在追杀的梦魇中完成良知的觉醒。这些故事里有平实鲜活，有千回百转，让尘封的敦煌过往有了人间烟火的温度。这意味着敦煌不再是高悬于庙堂之上的文化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用一生写下的悲欢离合；意味着后人走进洞窟时，看到的将不再只是毫无情感的文字记录，而是1800年来无数生命的呼吸与心跳。

“数字敦煌”工程将莫高窟以高精度影像保存下来，邱华栋则用文字完成了对敦煌的保存。数字技术保真了壁画的色彩与线条，文学想象则唤醒了壁画背后的呼吸与体温。当那些人通过文字从壁画里走出来，说不定，你会在某一铺壁画的角落里，看到一个画匠正擦去额头的汗；你会在某一个洞窟的门口，看到一个刺客跪在地上忏悔；你会在藏经洞外的甬道上，看到一个道士抱着一卷经书，激动和害怕让他的手在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