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看点

面对不堪其扰的彩礼攀比之风，宋人早就做出了典范。显庆四年（659年），对厚娶之风忍无可忍的唐高宗终于下诏，限定（各品官员）“天下嫁女受财之数”，同时规定，“女家收下的聘财‘皆充所嫁妇赀妆等用’”，也就是说，这些财产为嫁妇私产。上行下效，民间日渐清风涤荡。在著名宋史学者吴钩看来，宋代的彩礼之“变”，不过是“唐宋之变”众“变”中的普通一撇。

吴钩新作《唐宋之变：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渊源》以“唐宋之变”论题作为切片，聚焦嫁妆制度、税制演变、游民兴起、奴婢消亡等微观场景，深入分析后指出，“唐宋之变”是继“周秦之变”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近代化，主要表现在：政治上，贵族政治瓦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经济上，人身依附松弛，从人头税转向财产税，城市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社会层面，奴婢贱籍消亡，女性财产权与婚姻自主权显著提升；文化上，贵族文化让位于市井文艺，形成极具现代气息的世俗风貌。

“唐宋变革论”观点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层面的变革。在此之前，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业发展还处于极为原始的以物易物阶段；社会中阶级壁垒森严，阶层流动受到限制；贵族牢牢把控文学、艺术等文化话语权；社会权力严重依赖门阀贵族变相世袭，国家财政高度依赖农业税、人头税、实物税与徭役。

婚嫁新规保护女性私产

宋代婚嫁制度变革，是吴钩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个方面。在吴钩看来，宋代这一制度的变革，折射出宋代社会对女性私产权利的承认与保护。有宋一代，婚配中有交换婚帖这一环节。这并非简单的礼仪，因为女方婚帖中会“写明嫁妆的内容与数目”，类似女性财产的一份告知书。

宋代对女性地位的尊重，不单单体现在嫁妆财产的保护，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如嫁妇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女子离婚后可以带走她们的奁产。对于孀妇，宋代法律明确，“立继是孀妇的权利，她可以立继，也可以不立继。在夫妻俱亡的情况下，宋朝的夫族尊长也可以命继，但命继子只能继承四分之一的遗产，其余财产则归女儿。”毫不夸张地说，宋法对女性私产的保护，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税制改革释放经济活力

众所周知，宋代最引以为豪的是经济。两宋经济活力的释放，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货币化。吴钩指出，从唐至宋，税制改革由“人头税演变成财产税”，相比人头税，财产税更加公平，可操作性更强。

宋代工商业十分发达，按宋朝法律，任何平民都可以从事商业，唯独宗室贵族、官僚不许经商，因为他们都是食禄之人，经商即是与民争利。为公权力划清禁区，显然有利于预防权力滥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阶层人员的商业头脑极为活络。书中描述了南宋一个有趣的现象：前往京城赴考的天下士子会借着赴试的机会，将家乡的土特产带到京城货卖。宋代商人甚至可以同其他平民一样骑马、乘车、着白衣、拥有田产，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工商业繁荣，创新便不断涌现。宋代的交子和会子，被认为是现代货币的雏形。此外，宋朝还出台了允许商人在京师或边郡缴纳金银、钱帛、粮草等，按值至指定场所领取现金或某些商货运销的凭证制度，即交引制。交引制的出现，避免了繁重的货币货物运输，创造了巨量的“财政物流”，对市场流通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人口流动促进工商业繁荣

人口的自由流动，是经济发展走向繁荣的重要前提。不同于其他朝代游民群体被迫背井离乡，宋代的游民往往是工商业发展利益驱动的结果。吴钩指出，农业经济时代，人口实现自由流动，不仅需要路禁政策松绑，还需要将农民与田地松绑。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为保障游民群体，还提供数量巨大而租金低廉的公屋，游民甚至还可以享受政府制定的“惠养乞丐法”与“居养法”等福利救济制度。

宋代重商风气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夜禁制的废弃，促使宋代出现了繁华的夜市，城市居民拥有丰富的夜生活。统计显示，南宋（公元1200年前后）的城市人口比重高达22%，其城市化率远高于其他朝代。

身份等级制度严苛，是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自北宋末起，主人殴杀奴婢最高可处死刑。其他王朝的奴婢基本都是指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可以买卖的商品性奴隶；而宋代的奴婢几乎都是雇用的良人奴婢，无论身份还是法律地位，都与其他朝代的奴婢不同。

从历史周期率视角看去，一个朝代的繁荣绝非偶然。由唐至宋的这次大变革，虽然大大促进了社会发展，却也给后人留下了极大的遗憾。相较于其他社会变革，两宋军事止步不前，甚至有倒退迹象，因而屡被北方民族击溃，终至灭国。这或许表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理应是各方面均衡发展的结果，唯此才可能避免“我为鱼肉、人为刀俎”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