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和父母一起看戏，一生中，只有两次。一次是童年，到大众剧场看评戏《芦花记》；一次是青年，到广和剧场看京戏《红灯记》。区别在于：前一次，是父母带我一起去的；后一次，是我带父母一起去的。

大众剧场和广和剧场，都是北京城里的老戏园子，离我家都不远，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大众剧场在鲜鱼口，以前叫天乐园。广和剧场在肉市胡同，以前叫广和楼，明朝就有了，历史比天乐园要久，那时候叫查楼。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原址新盖起了水泥高楼，老模样是看不出来了，但“广和剧场”的大字，竖排，立在高楼中央，四周镶着灯，夜晚明亮，很是醒目，老远就能看见。

广和剧场，离我家更近，出西打磨厂西口，往南拐进肉市胡同，走不了几步就到。那里，白天演电影，晚上演戏，主要演京剧。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在那里面看过好多场电影，那时候学生票很便宜，每张只要5分钱。我却从来没带父母到广和剧场看过一次电影、一次戏，想都没有想过。

曾经有一年，我正读高中，春节之前，广和剧场前排着长队，队伍一直往南排到了鲜鱼口便宜坊烤鸭店的门前了。那天，天上飘着霏霏雪花，也挡不住那么多戏迷的热情。一打听，敢情是马连良的演出，怪不得排出这么长的队伍。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和父母说起这事情，是当作新闻说的。父亲带有羡慕的表情感叹：马连良嘛！当然有这么多人排队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应该排队给父母也买张票，去广和剧场看看马连良。他们和我一样，想也没想。马连良，就在身边，但不属于他们。

他们自己从来没来到广和剧场看过一场戏，连一场票价更便宜的电影，都没有看过，舍不得花钱吧。那时候，一斤棒子面才8分钱，他们当然舍不得花那么多钱去看一场戏。

1972年冬天，我从北大荒插队回北京探亲，看见父母都老了，突然想尽尽孝道，在广和剧场买了三张票，晚上带父母去看戏。那天，演的是《红灯记》，著名演员都出场了，应该是名角荟萃。

这是我第一次带父母看戏。他们也是第一次到广和剧场看戏，显得有些激动。母亲早早地就要做晚饭，我对她说：别做了，咱们到外面吃吧，吃完了，直接看戏。

我带他们到全聚德烤鸭店吃烤鸭。小时候，姐姐从内蒙古回北京的时候，带我和弟弟到过这里吃烤鸭。长大以后，我和弟弟分别去了北大荒和青海，前两年回北京探亲的时候，也一起到这里吃过烤鸭，前后都不曾带父母一起来过这里。我们只是把吃剩下的烤鸭带回家，让他们尝尝鲜而已。是他们把我们养大，我们做儿女的，却都是这样，不经意，却觉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那一年冬天，我即将25岁，才好像长大了一些，想起这些往事，忽然觉得对父母有些歉疚，特别看到他们已经变得有些苍老了。

他们很高兴，跟着我来到了全聚德。全聚德紧挨着广和剧场，它的店堂也在肉市胡同里，大门开在前门大街上。我是第一次带他们去全聚德吃烤鸭，他们也是第一次，是这辈子的第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坐在餐桌旁边，望着他们吃烤鸭，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酸酸的，不清楚是为了他们，还是为了自己。

吃完烤鸭，走出全聚德，天下起了雪来。拐进肉市胡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读高中的那年春节前，为看马连良戏，纷纷细雪中，在这里排出那一列长队的场景，不禁望了望身边的父母，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心里在想，如果那一年能排队，为他们买票，看看马连良的戏，该多好。七八年前，他们还没有显得这样苍老而步履蹒跚。而今，他们老了。马连良已经不在了。

我们去了广和剧场。我们的座位在楼上。剧场里，比外面暖和多了。戏开演之后，母亲大概看不大懂，我看见父亲小声不停地给她讲解着戏中的内容。他们看得津津有味。这是他们头一次到这里来看戏，也是最后一次。

戏散之后，走出剧场，外面的雪下大了，纷纷扬扬的雪花，铺满一地，雪白雪白，很厚的一层。肉市小胡同里的灯很暗，地上的雪很滑，他们老两口互相搀扶着，一边走一边还在说着刚才戏里的事，显得兴致很浓，就这样走进西打磨厂，一直走回家。街上很静，没有什么人，雪地上，踩出了我们深深的脚印，在散了黄似的昏黄路灯映照下，一直刻印在我的记忆里。

第二年的秋天，父亲在前门楼子后面的小花园里打太极拳，一个跟头倒地，送到同仁医院，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广和楼，年久失修，早关门谢客。前两年整修一番，但大门也紧紧关闭，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遗存，标本一样立在原地，让人们遥想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