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书明

看点

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推出“AI时代趣味博物学”系列，在人工智能热潮中提出唤醒人类古老的“博物智能”。《雀瓮》从昆虫视角揭示生态网络的精妙智慧；《斯卡布罗集市上的植物》在文学与日常中重寻具体事物的诗意；《舍象与秋水变焦》则独创“变焦”方法论，倡导“宜慢不宜快”的生态哲思。三书一体，学术与趣味兼备，为技术时代提供了一套回归自然、安定心灵的生存美学。

当人工智能的浪潮重塑我们的认知与世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以其新著“AI时代趣味博物学”系列，完成了一次温柔而坚定的思想“变焦”。这套包含《雀瓮》《斯卡布罗集市上的植物》《舍象与秋水变焦》的丛书，并非简单的自然知识科普，而是一套植根于哲学深思、回应技术时代核心焦虑的生存方案。它倡导在数字洪流中重拾一种名为“博物智能”的古老智慧，引领读者从宏观的、被算法支配的抽象世界，回归到微观的、万物交织的具体生命现场。

刘华杰敏锐地发现了当代社会的一对关键概念：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与久被忽视的博物智能。AI由人类创造，擅长处理抽象、海量的数据与模式；而博物智能则深植于人类百万年的演化史中，关乎对具体自然物的观察、感知、理解与共情。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用AI替代或屏蔽博物智能，而在于寻求两者的平衡。他认为，“AI越是火热越要冷静”，而冷静的源泉，正是重新激活我们与生俱来的博物智能，修复被数字中介削弱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联结，我们需“放慢脚步，在局部与细微处发现大自然中无限深邃的世界”。

《雀瓮》一书，集中体现了刘华杰如何在一个微观尺度上，展开宇宙生命叙事。书名“雀瓮”即黄刺蛾的虫茧，一个孩童眼中“可食可玩”的“洋拉罐”，在他笔下成为窥探生态网络奥秘的窗口。书中最具颠覆性的一章《虫子的“植物分类学”》，提出了一个看似天真却极为深刻的问题：虫子是否懂得植物分类学？刘华杰通过观察昆虫与寄主植物之间精密的锁定关系，发现许多昆虫的取食选择，竟与现代植物学最前沿的APG分类系统（一种基于基因测序的现代植物分类系统）不谋而合。这不是说虫子手握着科学论文，而是它们在亿万年的协同进化中，通过“具身认知”掌握了植物最本质的亲缘关系。

这一发现告诉我们，每一种生物都在以自身的方式“认识”世界，并构成了一个彼此依存、相互锁定的巨大生态智慧网络。书中对“余甘子枝瘿网蛾”这一新记录物种的完整记述，以及对“报喜斑粉蝶”一生的跟踪，都是这种非人类中心叙事的实践。这与法布尔《昆虫记》的精神一脉相承，但刘华杰更自觉地赋予其生态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内涵，将个体生命的故事，提升为对生命互联本质的沉思。

如果说《雀瓮》引领我们俯身地面，那么《斯卡布罗集市上的植物》则让我们在文化的星图中，为每一株植物定位。刘华杰长期深耕植物文化领域，此书展现了他如何将博物的目光融入文学、历史与日常生活。书中最精彩的案例之一，是对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重新解读。刘华杰发现，这位隐居诗人绝大部分诗作都与具体的博物实践紧密相关，而那些被历代学者反复咀嚼的意境与修辞，其根基往往是一些被忽略的“自然物”。从一朵确切的花、一片特定的苔藓出发，他开辟了一条理解狄金森诗歌的“博物学小道”，让诗意的阐释重新落回坚实的大地。这种“回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狄金森，而且为解读华兹华斯、克莱尔等自然诗人提供了新视角。

从英国民歌《斯卡布罗集市》歌词中的香草，到中国云南勐海的特色植物，再到菜市场里寻常的野菜，刘华杰实践着“事事皆可博物”的理念。他强调，植物分类学并非枯燥的命名游戏，而是“人类对秩序的诗意追求”。厘清一株植物的科属种，就像在混沌的世界中绘制出一张认知地图，这种寻求秩序的过程本身，便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与审美满足。

作为哲学教授，刘华杰在《舍象与秋水变焦》中，将其博物实践升华为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反思。“舍象”与“变焦”是本书贡献的两个核心概念。

“舍象”是指抽象化，指现代科学为追求普适性和精确性，必然要舍弃事物大量具体的、次要的特征。刘华杰认为，这是现代科学巨大成功的秘诀，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我们将活生生的自然过渡“舍象”为数据和模型时，便可能遗忘其本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作为平衡，刘华杰提出了 “变焦”方法。这一概念源自《庄子·秋水》，意指在观察世界时，应像调节镜头焦距一样，自由地在宏观整体与微观细节之间切换。生态学、地理学、历史学研究尤其需要这种“变焦”视角，既能俯瞰全局，又能深入局部，避免因固守单一尺度而产生的认知偏差。

基于此，刘华杰提出了一条富有生态智慧的行动原则：对于影响自然与人类生存环境的研发，“宜少不宜多，宜慢不宜快”。这是一种审慎的智慧：少一点，为后代留有余地；慢一点，为纠错留下时间。他将科技比作引擎，而将人文学科与博物学智慧比作不可或缺的“刹车和方向盘”。

刘华杰的写作，常被置于与《昆虫记》《塞耳彭自然史》等博物学经典的对话中进行审视。他与法布尔一样，拥有对微观生命持之以恒的好奇与极致细腻的观察；他也像吉尔伯特·怀特一样，将一方风土视为一个完整的、值得终身阅读的文本。刘华杰的特点在于其鲜明的哲学自觉与时代关怀，其写作兼具“怀旧”与“前瞻”的双重特质。他复活古老的“舍象”概念，又提炼出新的“变焦”方法；他描绘虫鸣草长，同时直面AI的挑战。他的文字，既有传统博物学的亲切与温度，又充满了对现代性和技术理性的深刻反思。他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自然随笔”，成为一套在科技洪流中锚定个体生命的“博物生存”指南。他邀请我们开启一种双重视觉：一只眼看清算法逻辑下的抽象世界，另一只眼，则永远对准一枚虫茧、一片花瓣、一种命名秩序背后的诗意。刘华杰倡导的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万物可亲”的生活美学与生存智慧。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俯身观察一只虫子如何选择它的宿主，或在一首古老歌谣中辨识植物的名字时，一种抵御异化、涵养心性的力量，便已在具体的生命中悄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