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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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也没有办法统计“九一八”残历碑图片和影像资料被刊载了多少次，从这座十八米高的巨型雕塑建成那天开始，它以醒目的时间、残破的弹洞，以及弹洞构成的枯骨形象，将中华民族经历的屈辱和抗争历史刻印在人们的心底，进而激发起全民族奋发向上的昂扬斗志。那么，这块碑是如何设计创作的？为什么没有署作者姓名？背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创作者贺中令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讲述创作故事。

“我很久以前就想雕塑一个碑，铭记中华民族的屈辱和抗争历史”

上周末，记者街头随机采访，受访者有小学生、老翁和青年学子。记者的问题很简单：“知道‘九一八’残历碑吗？知道它所蕴含的意义吗？”受访者的回答完全一致：“知道！”

今年的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93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发布勿忘国耻海报，警示国人，海报虽然采用了多种样式，但全部选用了“九一八”残历碑作为海报的主要背景图。

“我很久以前就想雕塑一个碑，通过雕塑这种艺术手段来铭记日本侵华那段屈辱和中华民族的抗争历史，我设计创作‘九一八’残历碑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这个夙愿。”我国现代美术史上重要的雕塑家、美术教育家、“九一八”残历碑的设计者、鲁迅美术学院教授贺中令如是说。

贺中令生于1935年，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亲历者，对侵略者有着切齿仇恨，其父亲贺钧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贺钧生于吉林省德惠县（今德惠市）一户贫苦农民家中，自幼酷爱绘画，刻苦学艺3年就把祖辈的民间传统绘画、纸扎、泥塑等艺术学到手。此后，为养家糊口，他凭一双巧手奔波在吉林、黑龙江等地，名声渐响。他也历尽生活磨难，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1942年，德惠县的一座寺庙请贺钧画一幅壁画。贺钧借用十八层地狱的传说，在一丈长的绢上画满了伪满洲国祸害百姓的各种恶行，暗指伪满洲国是一座人间地狱。1945年，日本侵略者在龙安县修了一座庙，专门请贺钧作画。贺钧严词拒绝，并连夜推着车带着徒弟跑回了老家。

新中国成立后，贺钧迎来了新生活。1954年，东北美专聘用了他。他当时的应聘作品名为《枯木逢春》，可以说是一个自雕像，体现了一位历尽沧桑和艰辛的农民艺术家获得新生的喜悦，作品受到好评。1957年，他创作了《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群雕。作品被选送参加第一届全国工美艺术展览，连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和辽宁画册上刊出，并被国家收藏。1959年，贺钧被调到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他一面教学一面创作，为传授民间雕塑彩塑技艺，培养雕塑人才作出了贡献。

贺中令自幼跟随父亲学扎纸花、捏泥人，他敬佩父亲的爱国精神，更喜欢跟着父亲一起做雕塑和绘画。每次父亲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只不过作品小一号罢了。当贺中令做完自己的雕塑后，一定要与父亲的作品对比一下，如果发现自己做得不如父亲的好，就磨着要父亲给修改过来。

当然，贺中令学会父亲手艺的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爱国情怀。他创作了大量获奖作品，如《白山魂》《血岩》《流亡曲》《十二烈士山》等，从这些名称中，人们就能体味到作品所表现的深重的抗日救亡情怀。“九一八”残历碑是其中的一件突出代表。

“艺术家需要深入生活，‘国耻残历’为‘残历碑’提供了灵感”

“贺教授家呀，沿着这条路向东一直走，到村头能看到一座大房子，那里就是了。”当记者打听贺中令的工作室时，村民热情地指路。走过一段柏油马路，道路左侧果然出现一座整体呈山形的建筑，贺中令一家人在院子里忙碌着。站在屋前，放眼望去，视野开阔。贺中令已在这里生活了23年。

贺中令告诉记者：“艺术家搞创作需要深入生活，作品需要接地气。住在这里搞创作，本身就是我的艺术实践。”在与乡亲日常交往中，乡民生活中闪现的那些刚强、执着、友善等朴素而美好的精神融入他的创作中，成为他雕塑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

回顾“九一八”残历碑的创作历程，贺中令认为，这个作品来源于生活、接地气。在此之前，他曾雕塑过一个木化石版的“国耻残历”。

那是1981年，贺中令去辽西采风，偶然发现了两块木化石。这两块亿万年前的朽木在地壳运动过程中形成化石。其外形和年轮很像一部出土的史书，虫蛀的孔洞、残损的形体充满历史沧桑。木化石是一部地球通史，那么这部“史书”展现给世人的应该是特别重要的一页。经过沉淀、思考，贺中令在左侧的层页上刻写了日历内容：“1931，民国二十年，九月小，18，星期五；农历辛未年，八月小，初七，十三秋分。”两块木化石用两条钢环串联起来，形成了一部木化石雕刻的“国耻残历”，蛀虫咬成的孔洞穿过“民国”二字的左、右上角，象征着国破家亡。

1983年9月，辽宁省城市雕塑规划领导小组确定“九一八”事变纪念碑为省级拟建纪念性雕塑的重点规划项目，并发动征集设计方案。这个项目与贺中令的艺术创作不谋而合，他决定沿用“国耻残历”的设计方案再进行深层次的雕塑。那段时间里，他骑着自行车，到北大营旧址实地调查，查阅大量“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资料，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又一次深深印入他的脑海。经过数月时间，贺中令拿出了自己的雕塑设计方案，他设计出一个不规则七面体，前面后仰，背面垂直，底面1/3插地，2/3挑出。雕塑夸大透视变形，似一块危石，又像一座城门，当年北大营墙体上的累累弹痕，投射到碑体上，是密密麻麻的弹洞，弹洞组合又隐约构成如同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上那群半露出地表的、呻吟呐喊的死难者亡灵。雕塑以醒目的时间节点，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

“九一八”残历碑当年被称作“国耻残历碑”，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城市雕塑方案展览时引起轰动。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评价：《“九一八”残历碑》（沈阳）以巨大的翻开的日历造型，凝固了历史时刻，以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是纪念碑形式的创新，更是创新思维的飞跃。

“我不署名了，残历碑完成之日就已经属于中国人民”

在贺中令家一处玻璃房的一角，摆放着一件石膏制成的“九一八”残历碑模型，模型的侧面有几处刮碰痕迹，这是在“九一八”残历碑施工现场留下的。

抚摩着模型，贺中令深有感慨：“‘九一八’残历碑的顺利落成，形成今天的社会影响力，汇聚了省市众多干部群众和学者的心血。你可以想想，当年我仅仅是一名鲁迅美术学院的老师，怎么可能指挥调动起这么大的一支队伍完成这件作品呢？”

作为辽宁省城市雕塑方案，“九一八”残历碑最初的地点设计在沈阳北大营北面的小山坡上，碑高18米，内设展厅，展出“九一八”事变国难史，同时在小山坡上设计一座蜿蜒百米的“血肉长城纪念馆”，然而因为其他原因，这个方案并未实施。

1990年，沈阳市政协委员在沈阳市政协会议上提出，应建一个“九一八”纪念馆。在政协委员们的大力推动下，沈阳市决定顺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愿，投入100万元建一座雕塑。1991年3月，雕塑设计方案招标会在沈阳举行，共有62个方案在鲁美展厅展出。专家们最后决定选用贺中令设计的《“九一八”残历碑》。

贺中令说：“方案通过后，我们再次去北大营调查，那里已经兴建了许多工厂，动迁改造难度很大，只能再选地址。”这座城市雕塑最终选址建在了“九一八”事变遗址——沈阳柳条湖日军炸轨处，即“九一八”事变遗址园，准备在约5500平方米的条形地带建造一个附设小型陈列室的纪念建筑。受当时条件限制，先期建造“九一八”残历碑。

贺中令回忆，方案确定下来之后，已经到了5月底，为了赶在当年“九一八”事变60周年前完成，参建单位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工作，边画图纸、边施工、边修建。

经过测算，碑身材料总重量约3200吨，主要靠建筑内部四根直径1.2米的顶梁柱支撑。技术人员面对“说不准是什么线”“看不出是什么形”的图纸，按照一直盯在现场的贺中令的目测观察，不断地修改、校正施工方案。经验丰富的石匠打制了6000多块石板，每块6米长、4米宽、1.5米至3.5米高，石板需要粘贴在整个混凝土结构建筑表面，然后凿洞、刻字。

历时3个月时间，“九一八”残历碑如期完工。雕塑主体坐北朝南，建筑面积550多平方米，高18米、宽30米、进深11米，为钢筋混凝土结构、花岗岩贴面的雕塑式建筑。左侧镌刻着著名书法家杨仁恺书写的碑文：“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右侧为“九一八”事变当天的日历：“1931年，9月小，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十三秋分。”残历碑的整个外形是残缺不全的，在各个竖立面随处可见累累弹痕。这累累弹痕有的盖住了文字，有的组成隐约可见的骷髅群，好像是千万个不泯的冤魂在不停地呐喊，控诉着侵华日军的罪行，警示人们不要忘记那段苦难历史。人们站立在残历碑前，凝视着滴血的碑文，有一种将思绪拉回到历史记忆深处的感受，屈辱、抗争之感油然而生。

不为人知的是，残历碑后还有两块磨光的石板，那是用来雕刻创作者姓名的，被贺中令拒绝了。他说：“我只是做了一点工作，残历碑完成之日就已经属于中国人民了，我不署名。”

贺中令保留了一张照片，是他拍摄于1991年9月18日下午，“九一八”残历碑最初设计是采用更为庄重的青石贴面，后因为种种原因改用了花岗岩。那天，残历碑落成活动结束不久，忽然下起了雨，淋湿了花岗岩，所呈现的色彩正是贺中令想要的效果。他说：“我们只能说，上天也为中国人民曾经遭受的深重苦难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