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作为出版人，我一直对书装特别感兴趣。它不但包括封面设计，还包括书籍的装订、开本的选择、材料的使用、内页的装点等等。当然本文谈论的内容，重点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书装的文化意义上，说一些书后的故事。诸如：这本书为何平装，那本书为何精装？这本书为何小开本，那本书为何大开本？这本书的作者何德何能，会用皮面装帧，那本书为什么不用？

当代书籍装帧历史悠久，形式丰富而复杂，有平装、简装、精装、特装、线装、软精装、真皮装、手工装、裸脊装等。我从业出版四十几年，涉足业务不少，又喜欢标新立异、怀旧创新，因此上面提到的装帧形式，除了裸脊装，其余的形式我几乎都做过。为什么不做裸脊装？是我的审美观念有问题。

那么，我为什么如此重视书装呢？回忆恁些年的组稿经历，出版人吸引一流作者，采用什么手段呢？正常的情况下，无非是从出版品牌、稿酬标准、生产速度、营销力度、销售数量等方面入手，说服作者把书稿交给你。当这些优势都没有或需要锦上添花的时候，你该怎么办？由此我想到从书装上突破，提高服务质量，做更漂亮的书，以此来竞争作者的版权。组稿时，我经常会对作者说：“把您的书稿交给我吧，我们会不惜成本，精心制作各种款式的书装。您喜欢什么样的装帧呢？”听到这样的表白，作者们的回答会很不相同：有人认为把书做得漂亮是对作者、读者的尊重，可以丰富我们的阅读生活；有人认为书是用来读的，不是摆设，没有必要做得那么漂亮；有人会感谢出版人的诚意与辛劳；有人表示坚决不做，觉得你会拿他的作品或名誉赚钱等等，言人人殊。具体是哪些人、怎么表达的呢？我从自己的工作日志中，列举几段记载：

葛兆光说：“我不关心书装，只关心内容。”他表现出一种学识自信。黄永玉说：“我的文字书，一定要廉价平装，让更多的读者买得起。”他是在关照普罗大众的阅读生活。一些翻译家如杨武能、柳鸣九、李玉民、李家真等，他们喜欢著译的皮装定制款，那是对一种文化与艺术门类的认同。冯骥才喜欢漂亮的装帧，他是站在艺术品的角度看待精致的书装。冷冰川、周晨追求纯粹的艺术装帧，亲力亲为。董桥喜欢各种漂亮的书，他表现的是一种风度，一种生活格调。比如他的一本新著出版，他会请出版商专门制作一些精装本，用来赠送亲朋好友。如果精装本送光了，他只好送平装本，还会在签赠中致歉。止庵喜欢定制款特装书，喜欢皮装书，他说在日本见到过专门的门店，销售一些名家名人的定制签名本。我还在止庵的书房中，见到他存有皮装编号定制版《竹久梦二漫画全集》九卷。陈子善是版本控，我们制作的版本越多越复杂，他越高兴，觉得越好玩儿，甚至封面换一种颜色，他也希望收全。陆灏每四年出版一本小书，他会亲自选封面图案，亲自选材料、选颜色、选花色、选开本、选不同的装帧门类，坚持自己的调性。韦力的艺术鉴赏横跨中西两界，见多识广，他不太在意我们的装帧细节，更在意出书的数量与效率，在意自己滔滔不绝的学术表达。许渊冲将他的二十七卷《许渊冲文集》交给我出版时，只提了一个条件，希望能为他的著作装订一本小牛皮装帧的书。王强对西书装帧的认识最专业，我们前些年做的特装书，他最赞扬的是皮装版《书蠹牛津消夏记》，他亲自拍摄几千幅书影，亲自参与该书的设计生产。最初没有厂家能够达到设计要求，他去求助雅昌的资深设计师，希望他们全力配合，最终按照设计标准把书做了出来。后来王强拜会董桥时，当面奉上一册《书蠹牛津消夏记》。董桥反复翻看，颇为赞赏，转头对当时还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做总编辑的林道群说：“我的书，也应该是这样装帧吧？”

由上可见，作者对于书装的态度五花八门。他们的观点没有高下、对错之分，却有个人的好恶融合其中，更多的是一个文化认知的问题，也有文化传承的问题。比如真皮书的装帧，在许多族群的文化中，已经有了几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留下许多优秀的传统及有趣的故事。上世纪初，泰坦尼克号沉入大西洋，船上有一本号称世界上最豪华、最昂贵的书，就是英国人桑格斯基制作的真皮装帧的《鲁拜集》。至于人们为什么如此下血本装饰它，它为什么如此昂贵，这当然产生于书与书装的美妙结合。如果那仅仅是一个装帧豪华的白纸本，人们就不会如此经久不忘了。一般说来，人们的装帧行为，是与他的文化认知分不开的。据谢尔《出版与启蒙》一书记载，18世纪大卫·休谟出版他的著作《随笔和论文集》，当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出版一个真皮制作的版本。后来《随笔和论文集》四开本红色摩洛哥羊皮装帧的版本面世。但1776年3月，詹姆斯·包斯威尔在牛津彭布罗克学院的威廉·亚当斯图书馆中，看到此书的皮装版本，他在日记《不祥之年》中，记录了自己当时惊愕的情绪：“一个异教徒作家不应该享有这样的待遇，这种教养和尊敬的标志是属于上流社会学术辩论的对手的。”谢尔说：“如果（休谟的书）是平装十二开本，包斯威尔就不会在意了。”

在上面的故事中，谢尔除了谈到休谟的愿望，以及包斯威尔的态度，还提到书装中两个重要的传统：一是封面使用摩洛哥羊皮装帧，而且是红色的。谢尔说，那是一种特别优质的皮革，也是最昂贵的书装材料之一，通常被染成红色，有时也有绿色、蓝色、黑色。二是书籍采用的开本，他提到四开本与十二开本，它们的文化含义非常不同。本文简述一下18世纪的欧洲，人们对于书籍开本的文化观念。一般说来，当时的书籍有对开本、四开本、八开本、十二开本的区分。一本书稿准备出版，作者及出版商会如何选择开本呢？

初版本：第一次上市的新书，它们对于开本的选择有若干种。对开本：一种特大号的笨重的版式，通常只有参考书或者法律、医学和美术的新颖作品才使用。四开本：它是一种特殊地位的标志，“它是供给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大尺寸的书”，并且它在商业上也有可行性，因此成为爱好虚荣的作者们的追求。历史学、政治经济学、诗歌，尤其是史诗，四开本的书比较常见。八开本：宗教类的书。其地位的象征意义比四开本要低很多，“有教养的读者对此区别非常敏感”。正如1791年威廉·罗伯逊在出版一部历史著作时，他在给一位书商的信中写道：“我不能不顾四开本著作的尊严，而堕落到八开本著作的行列中去。”还有一位勋爵的妻子说：“我无法想象，八开本的书可以匹配历史学的尊贵。”十二开本：小说一般是以小开本甚至袖珍本形式出版的。还有哲学书，以及一些学生用的教科书。19世纪以后，口袋书、畅销书、娱乐书流行，小开本才有了新的天地。

重印本：初版本的对开本、四开本销售之后，重印时经常会减小开本，采用八开本、十二开本，旨在降低成本，增加销量，防止盗版，吸引更多的读者。卡姆斯勋爵《人类历史纲要》初版时，如果不用四开本印刷，他会认为受到侮辱。但两年之后，他督促尽快推出八开本，因为他担心盗版书出现。当然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18世纪末詹姆斯·包斯威尔重印《萨缪尔·约翰逊传》时，试图将两册四开本改装为单册对开本，他的朋友说：“那还不如把它扔到泰晤士河中去，现在没有人会读对开本的。”

最后说两个有趣的出版名词。一是幽灵版：英文叫ghost editions，也译为影子版，它是作者及出版商为了欺骗读者，制造畅销书假象，在版次上作假，将第一版没卖掉的书改装成第二版，或者从第一版直接跳到第三版，第二版没印，就成了幽灵版。比如书籍史学者发现，理查德森《莎士比亚的一些戏剧性角色的哲学分析与阐释》，出版过第一、二、四版，却从未出版过第三版。二是类文本：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讲述了文本的意义，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那就是类文本的概念。热奈特《类文本：理解入门》中说，类文本包括标题和副标题、笔名、前言、题献、卷首语、序言、小标题、注释、跋、后记，还有图标即插图、素材封面、印刷样式、版式、事实即作者生活信息等。它们对于一本书的成功与否，常常有着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