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筠

■提示

英国维多利亚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勃朗特三姐妹”——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三位作家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她们的作品不断引发着各式解读，每个时代的人们都用各自的方式不断重塑着勃朗特姐妹。她们的声名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英国文学评论家卢卡丝塔·米勒的《勃朗特迷思》打破以往传记写法，将传记与历史以及文学评论结合在一起，旨在展示“勃朗特”是如何成为文化符号的，拨开笼罩在勃朗特三姐妹身上的迷雾，从她们不断变化的声名中厘清时代作用于传记作者的力量。

“勃朗特”故事 成为不同时代思想的载体

几乎每年都有勃朗特三姐妹的传记问世。大姐夏洛蒂·勃朗特是《简·爱》的作者，二姐艾米莉·勃朗特是《呼啸山庄》的作者，最小的妹妹安妮·勃朗特写了《艾格妮丝·格雷》。不同时代的人们在新的背景下不断重塑着她们的生平故事。

卢卡丝塔·米勒在《勃朗特迷思》导言中写道：“20岁的夏洛蒂，渴望当一名作家并‘成为隽永’，对于19世纪30年代一位默默无闻的教区牧师之女而言，这样的梦想似乎难以实现。但她与妹妹们还是得偿所愿了：年复一年，新的读者翻开她们的小说，走进她们的生平，让她们的梦想得以为继。”

三姐妹在留下那些老少皆宜的经典作品之后，陆续离世。二姐艾米莉因肺结核逝世，年仅30岁，次年，比她小1岁的妹妹安妮因为同样的原因逝世，两人一生未婚；大姐夏洛蒂在与父亲的助理牧师尼科尔斯结婚后不久，因妊娠并发症离世，年仅39岁。夏洛蒂在离世前，毁掉了她们的大量书信和作品。因此，三姐妹、时代、作品三者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空白，这大片的空白为传记性演绎提供了可能，逐步造就了英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迷思”。

当文学界得知《简·爱》《呼啸山庄》与《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的三位作者是少不更事的乡村女孩，勃朗特三姐妹立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就在三姐妹去世后不久的1857年，夏洛蒂的第一位传记作者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便为她们塑造出以家族悲剧为核心、以约克郡荒原为背景的传奇生平。自那时起，几乎每年都有关于勃朗特的传记问世。

在19世纪的流行文学中，吸引人们的是勃朗特的生平，而不只是她们的小说。此后，情况愈演愈烈，勃朗特家族既是一个迷思，更成为一种演绎素材，人们不去探究夏洛蒂三姐妹的艺术成就，而是借由她们、作品、时代三者之间的关系，将她们的生平故事作为容纳不同时代思想的载体。而后期，体裁的转变、新媒介的介入，在整个“迷思”的生成、传播、影响过程中，成为新的助力，米勒在《勃朗特迷思》中做了丰富的分析。“到了20世纪20年代，勃朗特家族挣脱了事实传记的束缚，开始在戏剧、电影和小说中扮演角色，重获新生。”勃朗特家族的种种实存关系，在演绎中被不断解构重构，乃至面目全非。伴随新媒介的介入，“迷思”的主体已经从传记作家笔下的勃朗特家族，转向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受众群体。勃朗特家族，成为自己的影子，成为不同时代不同观念下的影子。

“元传记”形式

呈现勃朗特文化的接受史

《勃朗特迷思》一书并非在为勃朗特三姐妹作传，而是以夏洛蒂离世后，100多年里产生的所有勃朗特家族传记和其他文化产品为对象，从艺术成就、文学批评、史实考证、媒介传播等多个方面，思考勃朗特三姐妹在历史文化传播中的形象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向我们展示了勃朗特三姐妹成为文化偶像的曲折历程。

《勃朗特迷思》并非简单复述勃朗特的生平故事，而是探索她们身后的故事，挖掘她们成为传记偶像的历史过程。它通过分析人们对勃朗特故事的不同讲述方式，来追溯它对于不同年代的人们都意味着什么。

卢卡丝塔·米勒在《勃朗特迷思》一书的导言中明确表示，“这本书既是对勃朗特三姐妹的批评，也是对传记艺术的批评”，她使用了“元传记”一词来形容此书所指。“元传记”，是关于传记的传记，以实存之事实，破观念之迷思，是“元传记”的一个内在诉求。

勃朗特三姐妹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她们的作品也招致了各式解读。有的将她们视作家庭的守护者，而有的则将她们当作绝望痛苦的女人。卢卡丝塔·米勒廓清不实，将三位文学天才从歪曲的传说中发掘出来。这本书的确打破了虚假新闻意义上若干与勃朗特故事相关的“迷思”，譬如艾米莉有一位名叫路易斯的情人，抑或是布兰韦尔创作了《呼啸山庄》。

作者开启了一项研究：勃朗特姐妹的名声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而不同时代的人们又是怎样在新的背景下重塑她们的生平故事。如此更加显示了她们在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具备持久的影响力。

这本《勃朗特迷思》的本质是“反传记”的，作者想要探究传记体裁与其书写对象之间的微妙关系。书中收集了很多勃朗特传记，包括影视改编，作者对撷取的内容加以分析，呈现了一部“勃朗特文化”的接受史。

《勃朗特迷思》这部“元传记”在勃朗特家族形象建构的问题上，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作，米勒将勃朗特家族这盏灯，点亮在了约克郡荒原上，此后，在更漫长的历史中，“迷思”还会持续下去，但至少有了这盏灯照亮并扩展了人们思考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