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书明

“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即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因其价值突出、地位重要，史称“前四史”。把“二十四史”通读过至少两遍的吕思勉先生，认为正史卷帙浩繁，非专门治史的人，不读也罢，但力推读前四史：“此四书关涉的范围极广，并非专门治史的人也有用，读了绝不冤枉。四史者，正史中为用最广，且文字优美，读之极饶兴趣。”

古代典籍汗牛充栋，“二十四史”被历朝历代尊崇为史书之冠，其中“前四史”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的天花板。因其艰涩难啃，普通读者常常“一篇读罢头飞雪”。《前四史解读》是一部集通俗性和思想性、趣味性及学术性于一体的历史著作，作者王保顶称：“本书的解读，包括作者介绍、写作过程、内容结构、流传脉络、价值特点等，既是阅读经验的分享，更是对前贤伟大作品的膜拜与致敬。”

按照“前四史”的成书先后顺序，王保顶将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四位史家的家世生平娓娓道来，对成书背景和撰述经过备述其详。作者在对史书的结构体例和内容细致介绍的同时，对“前四史”各自的特点、史学思想和成就进行评述并加以比较，有根有据，观点鲜明。打开这本书时，读者会发现，厚重的历史变得亲切起来了。

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史学价值、思想深度、文学水平等方面的贡献及地位均属一骑绝尘。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裁，其发凡起例之功不仅仅限于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王保顶强调《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价值，它的突出特点是不拘泥于固定程式，根据人物的身份组织材料，抒发议论。或侧重于人物的经历，曲折生动；或侧重于人物的言论，意味深长；或借人物抒情言志，真切动人。《史记》记述各阶层的人物，方式不一，皆能各尽其妙。就此而言，后世正史的传记往往只得其形未得其神，的确难望其项背。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历史文献也是如此。《汉书》的文章历来受到人们称赞，成为文人士子学习的典范。《汉书》中提到人物7022人，班固以传神之笔描绘了各种人物形象，简练生动，栩栩如生。《苏武传》记述了苏武坚贞不渝的气节。武帝天汉时，苏武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匈奴，结果被匈奴扣留19年，“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皆白”。班固描述了苏武在匈奴不顾威胁利诱、矢志守节的非凡经历。苏武被拘后，单于劝降，许以高官厚禄，遭苏武痛斥拒绝。单于无计可施，让他到人迹罕至的北海牧羊，所牧全是公羊，对苏武说：待所牧之羊生下羊羔之后就可回汉。班固写道：“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在生活极端艰苦、归汉无望的情况下，苏武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上坚强地生活着，汉节从不离手，以致节旄尽落。通过细节描写，班固把苏武凛然不可犯的气节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汉书》作为第二部正史在史学文献中具有重要的影响。《汉书》的特点是体例上创立断代纪传体，对《史记》体例加以改造，被后世正史奉为圭臬；材料上，《汉书》以“多载有用之文”的特点，成为西汉史料的渊薮。王保顶在《前四史解读》中提到，黄庭坚一有闲暇即研读《汉书》，而且友人相聚也以读《汉书》为乐趣，简直到了须臾不可或缺的地步，他说：“每相聚辄读《前汉书》数页，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循文坛宗师痕迹，追索古人看古人的文采与精神，这种人文样本在中华历史中灿若繁星。

《后汉书》作为“前四史”之一，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学价值，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与司马迁、班固不同，范晔明确地以“正一代得失”为写作主旨，以总结一代存亡兴衰的历史教训为著史出发点，使史书的功能明确化，反映了“史的自觉”。从主观上看，范晔不是史官，且所处的南朝刘宋与东汉相隔数代，忌讳较少，著史时身处远离政治漩涡的宣城，能潜心以新的视角审视历史。客观方面而言，是史书功能的明确化及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经过司马迁、班固两位史学大家的努力，史家及史书大量涌现，史学从经学分离出来，地位日益上升，成为仅次于经学的重要门类。

在“二十四史”中，就影响中国文化的广度而言，《三国志》首屈一指。三国历史错综复杂，英雄人物众多，使三国历史富于趣味性，尤其符合大众文化的趣味。在文学上，《三国志》不如《史记》自然生动，也不如《汉书》周到缜密，其突出特点是简洁，着墨不多却能勾勒出事件的情节及人物神态，脍炙人口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许多场景就是直接从《三国志》演化而来，正统史书也具有为大众喜爱的经久不衰的魅力。

“前四史”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流传下来的宝贵典籍，《前四史解读》对于这四部史书的细致讲解、深度点评，对其中蕴藏的思想价值、人文精神的发掘，引领读者更好地品读经典，从经典作品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