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 雪

提要

穿过南锣鼓巷的熙熙攘攘，驱车十几分钟就能抵达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走进一条小胡同，穿过绿树荫荫，胡同的尽头有一幢古旧的小宅院，这里是鲁迅曾经的家，如今叫做北京鲁迅博物馆。博物馆展厅的一个角落里，摆着几封泛黄的信，那是萧红和萧军当年写给鲁迅的。对于崛起中的东北作家群，鲁迅倾尽全力给予了帮助。与鲁迅有过交往和接触的东北作家约有十余人，而其中记载次数最多的就是萧红和萧军，共有一百四十次。

冬日初见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的门前是一条不长的小街，八月的热风下两边的槐树长势喜人。1923年10月30日，鲁迅买下了这座小宅院，议价800元。1954年，这里成为鲁迅博物馆。

博物馆里有一间鲁迅生平陈列馆，记录了鲁迅的人生轨迹。其中一部分是关于鲁迅在上海的生活，一个大大的玻璃窗里，摆满了古旧的信纸。而这些都是属于鲁迅和萧红、萧军的记忆。

“鲁迅与萧红、萧军因文学而相遇、相知，并建立了深厚的文学友谊。鲁迅写给萧红、萧军的53 封信，记录了他对萧红、萧军的帮助、指导与呵护。”鲁迅博物馆副研究员王霞说。

鲁迅对萧红、萧军的影响其实很早。1927年秋，萧军还在吉林省巴尔虎屯陆军三十四团骑营当见习文书时，读到了鲁迅的《野草》 ，这是他读到的鲁迅的第一本书。萧红则是在读中学时就深深爱上了鲁迅的作品。

1934年，萧红与萧军从东北逃亡到青岛，又从青岛辗转到上海。没到上海之前，两人就曾给鲁迅写过第一封信，并且意外地得到了鲁迅的回复，这让萧红和萧军惊喜不已。

二萧与鲁迅的见面是在1934年11月30日，地点是在内山书店（今上海市四川北路2050号）。“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著、战之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这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对这次会面的回忆。那天，是鲁迅先打的招呼，在萧军眼中“他（鲁迅）穿了一件黑黑的瘦瘦的短长袍”，没有戴围巾，说着浙式普通话，而萧红握着许广平的手，“两堆泪水竟浮上了她的眼睛”。

萧军和萧红表现出的“单纯、活泼而不甘心做奴隶”的状态，深深震撼了鲁迅，从此，萧红和萧军便走进了鲁迅的生活中。

希望的光

作为一代文学大师，鲁迅曾说过“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鲁迅很早的时候就有‘立人’的思想。”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李浩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从事鲁迅相关文化研究，在他看来，鲁迅一生都在提携和帮助新人，源源不断地为文学界注入新的力量和思想。

在1934年10月至1936年3月不到两年的时间中，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件超过50多封，这些信中无不洋溢着鲁迅对两位青年作家的爱护之情。“当时萧红和萧军刚到上海没有工作，生存困难，便求助于鲁迅。除了生活上的资助，鲁迅还时常为他们引见一些文艺界的朋友，这是鲁迅对其他年轻人从来没有过的。”李浩说。

鲁迅也十分热心地将两个青年作家的文章推荐给不同的刊物，可以说萧红、萧军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经过鲁迅的推荐才得以发表的。

萧红和萧军来自被敌人蹂躏的土地，通过接触，鲁迅发现他们都是有着高度爱国主义激情的有才华的文学新人。而当《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出现在鲁迅面前时，鲁迅认为这些“于‘心的征服’有碍”的书，会给读者“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鲁迅十分赏识两人的才华，也从他们的文章中看到了希望，因此给予“二萧”以充分的信任和帮助。”在李浩看来，鲁迅一直像灯塔一样指引着中国现代文化的前进之路，也给无数青年人指出前行的方向。

那一年，上海整年的风都很大。鲁迅戴着花镜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桌子上是《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的原稿，薄棉纸上，用复写纸抄写的字又小又密，鲁迅只能在底下垫上一张白纸。他改得很仔细，不知道划掉多少个“了”。

1934年，萧红和萧军在上海搬了新家，窗前有一大片菜地，鲁迅复信说：“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

延续精神

萧红和萧军在文学创作上也表现出与鲁迅惊人相似的审美旨趣：作为游子的他们对故乡的思念；作为思想者的他们对生与死痛彻心扉的体验；作为启蒙者的他们对故乡的审视与批判；作为文学家的他们对细节描写的执着。

在鲁迅的影响下，萧红和萧军的作品里处处体现着鲁迅笔下的“精神”，比如在萧军《八月的乡村》里，有浓浓的“反抗精神”：“啊！这是一片轰鸣！这轰鸣一直是由山谷里倾泻出来，向着对面山头上有红旗飘动的方向，广漠地飞扑过去……”“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等等。

萧红则更主要继承了鲁迅对国民“奴性意识”的批判。在《王阿嫂的死》中，张地主烧死了王阿嫂的丈夫，因为尸体气味难闻而派人掩埋尸体，但是麻木的人们却这么认为，“总是张老爷子，有这么慈心；什么事情，张老爷子都帮忙的。”萧红在讽刺张地主虚伪的同时揭示了农人的愚昧、麻木，卑躬屈膝的“奴性心理”。相比于鲁迅对启蒙者的悲哀：成为人血馒头的革命者夏瑜、虽生犹死的失败启蒙者魏连殳，萧红更多表现了对未来的希望：《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由于反抗传统被折磨致死，但是老胡家的一个儿媳妇却逃了出去。

鲁迅笔下所提供的“人之历史”就这样默默延续到萧军与萧红笔下，鲁迅所探索的如何改造民族灵魂的重要课题也一直被二人思索。他们自觉地呼应鲁迅所开创的文学传统，深切注视着在现代文明与封建传统夹击下的乡土中国，在警醒和呼吁人们重视生命的同时表现了启蒙主义的文学观。他们在书写中与鲁迅相遇，在对乡村的封闭、农民的愚昧与保守以及深植于农民内心中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中，演绎了一幕幕“生与死”“反抗与沉沦”的悲剧，更寄予了作者对人类生命意识的哲理性探索。

追忆恩师

1936年10月19日，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铁门内的桃树和紫荆在冷风中像失去了生气，这一天鲁迅与世长辞。闻讯赶到的萧军，抱着先生的腿失声痛哭。此时距离萧红去日本刚过三个月。

后来在给萧军的信中，萧红这样写道：“现在他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他现在睡到哪里去了。”萧红一度迫切希望鲁迅全集能尽快地出版，她想要为鲁迅先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萧红回到上海之后。与萧军等人一起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并写下了著名的《拜墓诗——为鲁迅先生》：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只是说一声：久违。

萧红和萧军一直没有停止对恩师的追忆。

1939年9月，在重庆黄桷树镇嘉陵江边的露天茶馆里，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开始慢慢成形。文里凝结了萧红对鲁迅先生的全部感情。与那些研究鲁迅文化思想的著作所不同的是，这篇回忆录从鲁迅的日常生活入手，将他平凡真实的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这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位工作忙碌而且生着病的作家，一位爱护青年人的导师、一个疼爱孩子的父亲。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得……’”“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在萧红笔下，鲁迅的平易近人、谆谆教诲以及坚强的民族性格化作涓涓细流，沁润到每个人的心里。

鲁迅去世后，萧红继续走在传承鲁迅精神的路上。在香港，萧红创作了哑剧《民族魂鲁迅》，这也是她完成鲁迅未竟事业的壮行。

几十年后，萧军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一书中，也回顾了与鲁迅的交往历程，他说：“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是牢固地建立在人生四个目的的追求上的：一、求得祖国的独立；二、求得民族的解放；三、求得人民的翻身；四、求得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

1988年4月10日清晨，萧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达了对鲁迅的赤诚之心：“鲁迅先生，是我平生唯一钟爱的人，一直到我的死的那一天，我都钟爱他，希望你们也能如此，他是中国真正的人！”

专家支持

李浩，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著有《鲁迅研究杂集》《旧迹拾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