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刘臣君报道    近日，散文家王充闾新书《譬如登山——我的成长之路》（以下简称《譬如登山》）甫一出版，便成为文化圈内大热之作。8月中旬，该书被选入2023年第二季度“辽宁好书”；8月22日，在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期间，该书也得到了业界和作家群体的高度评价。

辽海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柳青松介绍，《譬如登山》以“登山”为喻，折射人生况味，勾画成长历程，贯穿全书的主线是对个人成长道路的回顾和思考。希望借助王充闾传承中华文化的“老根底”和“新观念”，为后来人，特别是为青年一代提供启迪和借鉴，以大家风范引领出彩人生。

《譬如登山》以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形象、生动的叙述，追忆了作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独特的成长历程、心得体会，梳理其在人生各个阶段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成长轨迹，挖掘其成长之路上的闪光点和成才基因，揭示其人生成功经验，给广大读者以启迪。书中知识性与趣味性兼备，可读性强，并以融媒体的形式呈现作者照片集、音视频、历史作品、评论文章等，全方位、立体化、多媒介地讲述这位耄耋老人的文脉传承之路。

责任编辑刘英楠和秦红玉表示，在编辑全书过程中，时常会被王充闾语言运用的巧妙、灵动感染，书的后记更是凝聚了王充闾数十年来思考的结晶。

《譬如登山》既是王充闾的传记文学作品，也是辽海出版社精心策划的“成长”系列丛书的第一部。本丛书选取现当代在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领域贡献卓著、成就斐然的知名人士，以翔实的素材和生动的笔触讲述他们的成长故事，梳理他们的成长路径和人生心得，真实客观地反映出主人公在人生各个阶段的成长轨迹，展现他们在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过程中，刻苦学习、矢志不渝、忘我奋斗、实现价值的成长历程，突出成长之路上的闪光处和关键点。柳青松表示，王充闾作为丛书第一部传记的传主，用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文史哲美诸领域的观念融合，提高了整个“成长”系列丛书的期待值。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攀登一生的基石”

本报记者    刘臣君

王充闾曾接受过8年私塾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又在新中国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自学了西方史、哲、美学名著。日前，本报记者对这位始终在场，参与、推动辽宁文学发展的“攀登者”——王充闾进行了专访。

老根底、新观念

成就独特视角

本报记者：和很多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您的古文“童子功”令人羡慕，这种“童子功”是怎么养成的？

王充闾：这有赖于我幼年读过8年私塾。塾师的教学有如下特点：一是强调背诵，增强记忆力。塾师认为，十二三岁之前，人的记忆能力特强，应该抓住这个黄金阶段，把需要终生牢记的内容记下来。传统儒学讲的人情道理，经史诗文中的奇思妙蕴，许多情况下，是依靠感悟，纵使当时不明白，随着阅历的增长，逐步加深理解。正如宋代文学家苏辙诗中所说：“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

二是启蒙阶段，注重小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认为这是基础的基础。《三字经》讲“详训诂，明句读”，教课过程中，特别关注读音、断句。这为诵读、背诵创造了条件。三是8年中的后三四年，实行读写结合，培养学生写作能力。为此，在四书五经、老庄荀韩等必读书之外，特意加上《史记》（列传部分）《古文观止》《昭明文选》《古唐诗合解》，强调反复诵读。老先生认为“只读不作，终身郁塞”，儿童如果一味地强读硬背，而不注意训练表达、思考的能力，就会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应该及时引导他们，通过作文进行表达情意、思索问题的训练。许多饱学的秀才写不出好文章，和食古不化有直接关系。当时，从对句入手，练习作诗和拟对联，学写纪游、论说短文，并认真指导、修改。

记得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说：“中国人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做一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地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能够攀登一生的基石。

本报记者：在学术视野、知识结构方面，您是如何通过学习、补齐短板的？

王充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文坛发生巨大变化。一时间，西方的哲学、美学、历史、文学等各种著作被大量译介过来。这对于封闭已久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是敞开一个全新的视野。如果说，这对于我，是催生变革的外因的话，那么，我自身的认识与需求，便形成了内在的动力。清夜无眠，幡然自省，觉得自己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课题：知识结构不够完整，表现为中华传统文化这条腿比较粗，而现代人文学科缺乏坚实的基础，缺乏现代思维方式、科学精神、理论架构的支撑。从一定程度上看，规范性、程序化的工作流程与思维方式，也影响、制约了我的探索意识与创新能力。对一个渴望超越的作家来说，这是必须突破的关隘。

于是，我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在精读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基础上，又花费几年时间，深入研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黑格尔、罗素、丹纳等人的哲学、美学名著；同时，也研读了法国年鉴派史学、美国新历史主义著作。这期间，还有计划地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这样，一直延续到整个90年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文史哲美的学习、研索，迄未间断。

读书，我坚持博览与精读结合，注意把握6个环节：注重语境，把握视角，提出问题，勤写札记，细心涵咏，观照现实。

本报记者：“补课”过程中，您是如何实现现代文史哲美与中华传统文化对接、融合的？

王充闾：关键在于培植哲学思维。长时期以来，人们将读书学习的基点定在掌握知识上，其实，更值得重视的是人生智慧、哲学感悟。知识存在3个层次：搜罗信息，积累学问，增长智慧。大部分知识都是专门的，各种具体知识之间很难会通，但当它升华为理念、感悟、智慧，也就是哲学层面，就可以豁然贯通。

我学哲学，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抓住两个关键环节，注重视角选择。应该说，哲学研索本身就是视角的选择，视角变换，阐释出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这是庄子讲的。考察一个人是否具有哲学思维，一是要看他有没有哲学视角。选准视角，关乎哲学在客观实际中的具体体现与应用。二是调整思维方式，善于提出问题。思想大于存在。有些作家很聪明，文章也流光溢彩，可就是缺乏思想含量，内涵空虚，读过之后，获益无多。同样，作为读者，也应该善于思索，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我读历史，也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从前的史学往往注重史实与过程的记述，着眼于历史的客体；而自从分析的历史哲学提出以来，历史哲学家的重点，就逐步转到了主体如何认识历史的客体上来。现代史学，以阐释为主，叙述为辅，在记述史实、事件基础之上，着眼于史论，重视历史研究。这里有一个前提是读史、写史要坚持唯物史观。

双栖之累

沉潜出“苦乐相循”

本报记者：您多年来同时进行业余创作与学术研究，您是如何解决“双栖之累”的？

王充闾：关键在于充分利用业余时间。除了“三餐一梦”，一切工余之暇，我都攫取过来用于读书、写作。出行乘车，我都要带上书；即使每天凌晨几十分钟的散步，也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甚至睡前洗脚，双脚插在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友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人才成长规律表明，如何利用业余时间，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爱因斯坦甚至说：“人的差异主要在于业余时间。”智利诗人聂鲁达，作为正式的外交官，他那些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诗篇，竟都是业余时间的产品。

业余状态下的创作、研究，除了时间冲突，还有一个心态问题，也就是需要有个心灵的自在空间，需要沉潜到文化与生命的深处。我喜欢思索，脑子从不休闲，不懂得“百无聊赖”是什么滋味，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

本报记者：您退休后能够继续挑战自我，完成多部重要作品，这股后劲来自哪里？充沛的创新活力是如何保持的？

王充闾：说到培植后劲的诀窍，可以用6个字概括：老根底，新观念。对于一个作家，创造性思维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步入老年，世事惯经，沧桑历尽，头脑容易固化，形成思维定式，解决这个问题，尤为至要。为了激发思维活力，我喜欢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作品，像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小说，易卜生的戏剧等。我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讲学头一个课题，就是“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创作散文也是，我喜欢“啃硬骨头”，写那些性格鲜明、个性突出，阅历丰富、思想复杂、命运曲折，处境矛盾、形象多面，亦即所谓“言说不尽的历史人物”，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命意义的探索，都有利于充分展现创造性思维的张力。

本报记者：您在书中提到“文缘并苦甜”“苦中有乐”， 这种创作感受，请您展开谈谈。

王充闾：文学创作是苦差事。因为它是创造性劳动，本质特征在于创新，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一味地重复自己。创作和学术研究，既是一种精神创造，又是一种文化积累，需要接受前人的智慧，这就离不开读书。还须有思想，有创见，有文化底蕴，有精深感悟，有生命体验。

创作的特殊性，在于苦乐相循，苦中有乐，非苦不乐，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享受，甘愿为此作出牺牲。柳永词中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创作的艰辛，体现为一种长期熔铸性情，积贮感受，一朝绽放，四座皆春的甜美。

“登山”

体现超越性和有限性

本报记者：《譬如登山》这书名可解读的空间很大，可以说人生之路如登山，可以说求学之路的艰难，也可蕴含推石上山寓意，您如何解读自己的书名？

王充闾：你分析的三方面意蕴都有，我再补充三点：一是，从小，开开后门就青山（医巫闾山）在望，山，是我一出生就习常见惯的庞然大物，所以，开篇就讲《记得青山这一边》；长大后，性喜登山，平日下乡，见山必登。二是，渴望超越。登山与平地走路，都有挑战自我的意味，但登山体现一种超越性。三是，走路可以一直走下去，登山则有尽头，这体现了人生的有限性。庄子指出了这一点。山登绝顶，必然要下；人生有涯，不能不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

本报记者：您在《后记》中说到，在成长历程中，深获多位德艺双馨、嘉惠士林的各界名家直接的教益，王向峰无疑是其中的一位。为此，专门写了一节《对话》，既悼逝者，又谢知音，令人深受感动。

王充闾：我和向峰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谊兼师友，其相望之殷，相扶之切，令我永生难忘。对于我的文学创作，他自始就跟踪研究，每出版一部作品，他不仅自己撰写评论，还带领博士、硕士研究生，撰写文章，形成合力；同时编辑多部评论集。研究拙作，向峰写了50多万言的文章。他善于归纳、概括，提炼出许多新的概念，像“工程意识”“成像功夫”“梦幻情结”“庄禅情结”“诗性话语”等，而在立论中更是多有创见。

专家简评

我读《譬如登山》一书的深刻感受是，书生本色没有改变。特别喜欢他写《贤惠嫂嫂的碗花糕》此类怀人怀旧之作，素人写法，毫不煽情，但是感人至深。王充闾先生笔法白描，有古意，这和他对四书五经的熟悉很有关。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王充闾先生擅长使用东北地方俗语，类似“打一千骂一万，丢不下三十儿这顿饭”这种，活泼泼加上他“两手硬”的中学西学，让他的文章别开生面登高坡。

毛尖　作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譬如登山》，既是王充闾先生人生的总结，作为“成长”系列的第一本，又给后辈贡献了很多经验、思想，是一本心怀坦白又充满力量的书。这部书的内容很丰富，从几个标题中便可以看出王充闾先生的性情和特点,各种繁忙的事务，未改向学、读书、写作之心。他始终选择“遁书丛”。“一‘网’情深”，讲述他在上世纪90年代学习电脑，借此打开更大的眼界，可见王充闾先生从不故步自封，充满开放精神。他的文字饱含深情，叙述中又雍容、节制，文字的背后有理性的精神和历史的思考在支持。

周立民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评论家

为情而造文，是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王充闾先生的这部书，正是为情而造文这一文学传统的承继。书中相当篇幅记述与他相交多年的各界名家和对他慰诲有加的领导、师长、文友、亲人。正是因为这些人物，才使得作者打下国学功底，免去“双栖之累”，也使其后劲勃发，成就文学之梦。使他起步虽然蹒跚，却有青山可依，有童心未泯。人生的成长之路，譬如登山，每一段行程都有向导，而当作者登上高山之巅，他没有忘怀他身后的那些向导。

闫缜尔　文艺评论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