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说到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常言经、史、子、集四部，大体可以涵盖群书。实则如此划定未能完善，比如“类书”就难入四项名下。由此产生三问：一问何谓类书？张涤华说：“由今观之，类书为工具书之一种，其性质实与近世辞典、百科全书同科，与子、史之书，相去秦越。”二问哪些书是类书？公认最早的类书是三国时期曹丕《皇览》，而《尔雅》一类著作是类书的先声。历代有名的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聚类》《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永乐大典》《唐类函》《渊鉴类函》《子史精华》《古今图书集成》。三问类书一词缘于何时？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晋代荀勖《中经新簿》将《皇览簿》归于丙部即史部。《旧唐书·经籍志》归于子部，称类事。宋代《崇文总目》始称类书。

说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有第四问：“那么在《四库全书》之中，类书处于何处呢？”《四库全书》按照旧例，将“类书类”放在子部的名下。此事颇有争议，《四库全书总目》即写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张居正《书目答问》明确说：“类书实非子，从旧例附列于此，举其有本原者。”那么类书究竟该如何安放呢？其实历代学者还给出多种归类的办法，宋代郑樵编《通志》，他不以四部分类，而是将古今书籍区别为十二类，类书独立为其中一类。此后还有明代胡应麟、林世勤，清代章学诚的分类观点，各有道理。1935年邓嗣禹《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将类书分为十门：类事门、典故门、博物门、典制门、姓名门、稗编门、同异门、鉴戒门、蒙求门、常识门，亦为一说。

类书的作用，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正面如阎若璩言：“学问无穷，人不可以无年。”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只有分类存储经典辞章，即编撰类书，以此来提高读书致用的效率。再者类书征引当时或更早的版本，对后世校勘典籍、辑出佚书的作用非凡。反面如《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叙》中所言：“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无论如何，类书的历史存在不容忽视，像宋代四大书之一《册府元龟》，专录正史故实，明代李嗣京称：此书“止取历代君臣德美之事，为将来效法……《册府元龟》当与《尚书》《春秋》《史鉴》并置座右。”

了解类书的入门书，我喜欢三本小册子：第一册是张涤华《类书流别》，194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我读的是1982年修订本，全书用文言书写，旁征博引，言简意赅。第二册是刘叶秋《类书简说》，属于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刘先生身兼学者与出版人，他的文字一贯严谨规范，明白好读。第三册是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实际上此为半部书稿，全书只写到“第六章北宋的重要类书”。胡先生在后记中说，其实全稿共十二章，完成于1966年夏，“旋遘艰屯，寓斋书稿尽丧”。但他先时将前六章寄给陈乃乾先生过目，后送至中华书局编辑部，因此得以意外保存。上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将书稿翻检出来，收入“国学入门丛书”，未作增补，即按六章印行。

我的书房中类书较少，也是因为类书多数篇幅大、读者寡，重新排印不易，影印本居多。较早的排印本见于上世纪初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如《丛书集成初编》中的《骈语雕龙》四册，我从旧书市场购得。那时的纸张很差，但这套书保存极好，也是一件奇事，只是有涂抹历史人物的痕迹。还有近几十年的排印本如《太平御览》《初学记》《文献通考》，材料品质很好。我存影印本类书有三个类别：一是可读的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类书丛刊》最多，此书用《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影印，布面精装，每页上下两栏，版面清楚可读，如《玉海》《图书编》《读书纪数略》《同姓名录》《说略》《古俪府》，市场上增值很多。二是可查的版本，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宋本册府元龟》《文苑英华》。这些书篇幅巨大，我阅读的办法是先浏览网络版的内容，再与纸书影印版逐字对照，确定正误后再引用。三是可存的版本，《北堂书钞》《续文献通考》，每三栏并于一页，字小质差，阅读大为不易，我戏称其为“象征性存书”。

我亲近类书，主要源于我三个题目的写作。

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写《数术探秘》，为三联书店《中华文库》中的项目。当时文库组织者希望作者的写作，能够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那样，正文中不要大段的引文，不要一串串的“鱼骨刺”式的注释，不要干瘪的说理性叙述，而要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解说你的学术观点。也就是说，能够让读者将学术书当作闲书来读，让他们在周末躺在椅子上，边休闲边阅读。这样的要求逼着我不但要认真研读历代经史著作，还要时时翻读相关的类书。类书中好看的故事俯拾皆是，用以补充正史中的不足，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比如关于唐玄宗李隆基，《太平广记》记有一段八卦故事：唐德宗李适降生时其貌不扬，他的祖父肃宗李亨与父亲代宗李豫都不高兴，但是他的曾祖父玄宗李隆基看过之后却说：“真是我的后代啊！你们二人的气数都不如他。”后来，肃宗当了5年皇帝，代宗当了15年皇帝，德宗却当了27年皇帝，应验了玄宗的推断。

二是早年我读《十三经》时，希望能将其中的“数”都记录下来，一一注说，最终汇成一册小书，命名为《读经记数札记》。但是某一天我突然发现，清代宫梦仁竟然写过一本《读书纪数略》，让我大为震惊。后来我出版《数与数术札记》时，还在后记中写道：“古今互照，我还是在浩瀚的书海中找到了知音。那是在清代，一个叫宫梦仁的老先生，竟然写了一本名为《读书纪数略》的书，他‘搜数’的艰辛跃然书中，让人肃然起敬！”此书被收入《四库全书》类书类，今人有影印本500册。

三是研读历代志书，内容繁杂，此时以类书作为伴侣，收效巨大。比如我的《五行志丛考》中有《祥瑞考》一章，其条目以《宋书·符瑞志》《南齐书·祥瑞志》《魏书·灵征志下》为基础，共列出“祥瑞之物”一百多条。如果一条条考辨，费工太多，力所不逮。但是打开《太平御览》，几乎每一条都在目录之中，正文中列出历代典籍的记载，其中许多著作已经佚失。如条目“兔”，《宋书·符瑞志》有记：“白兔，王者敬耆老则见。赤兔，王者德盛则至。”《太平御览》中有“兔”的词条，其下记载略录几段：“《广志》曰：兔，大者曰毚（音谗）。《春秋运斗枢》曰：玉衡星散而为兔。孙氏《瑞应图》曰：赤兔者瑞兽，王者盛德则至。《典略》曰：兔者，明月之精。《括地图》曰：天池之山有兽如兔，名曰飞兔，以背毛飞。”

文章最后附上几段有趣的笔记：其一，谈到古书归类，《四库全书》将《太平御览》归入类书类，而将《太平广记》归入小说家类。还有将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归入类书类，而将宋代马瑞临《文献通考》归入史部政书类。《四库全书总目》在《续文献通考》条目中解释：“此书虽续《文献通考》，而体例迥殊。故《文献通考》入故事，此则改隶类书。”其二，上世纪30年代，张涤华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用文言写成《类书流别》，文字儒雅干净。择几段界说欣赏：“类书之名，古未有也。魏文始作《皇览》，而初不谓之类书。”“稽类书之缘起，其所从来远矣。姬周之末，治《春秋》者，有抄撮之学。”“分类之书，《尔雅》最古。”其三，上世纪90年代我写文章《三年之丧的流变》，读《文苑英华》悲悼诗，其中有“坟墓五十五首”，录得刘湾《虹县严孝子墓》诗云：“堂孝教因心，天然得所资。礼闻三年丧，尔独终身期。下由骨肉思，上报父母慈。礼闻哭有卒，尔独哀无时。前有松柏林，荆蓁结朦胧。墓前白日闲，泣血黄泉中。草服被枯骨，垢容戴飞蓬。举声哭苍天，万木皆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