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大现代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来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的结果，其余六大方言却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的不断南迁在南方逐步形成的。而实际上，北方方言内部一致性较强，也是民众不断大量地迁徙所产生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有一种求生方式非常悲壮，这就是移民。中国近代发生过三次声势浩大的移民风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

其中“闯关东”最为坎坷悲壮，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一个“闯”字，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指求生路途遥远凶险。河北人大多私越长城取道辽西，山东人则泛海跋涉偷渡辽东，付出难以想象的力量向东北大地奔赴。这种力量，既是体力，也是心力，缺一不可。当时清朝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进入关东地界需“闯”封锁线柳条边。尽管阻隔重重，却挡不住汹涌的求生浪潮。另一层指这些人适应能力和谋生能力强。农民习惯老守田园，故土难离，去异地打拼则需要勇气和能力，但是，总有人有闯劲儿，敢出关谋生，虽九死一生，但硬是闯出一条活路来。据朱偰《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记载，1900年满洲人口总数是450万，1928年增至2200万……增长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闯关东”的关内流民。史料显示，移往东三省的人口，80%为山东人，其次是河北及河南人。“闯关东”这种“占据式移民”使得东北方言染有了山东方言的基因，与胶辽方言也有大面积的一致性。

人的流动必然带来文化的流动，方言跟着它的使用者流动。移民语言与当地语言互相接触之后产生了三种结局：一是移民带来的方言取代了当地方言，如果移民迁徙时间比较集中，人数远远超过了当地人，保持原有文化的愿望十分强烈，又占有比较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那么，他们所带来的方言就会在新地强势扎根，有可能取代当地方言。二是移民放弃旧地方言，改用新地方言。如果移民数量较少，分散地居于当地人口中，那么就会入乡随俗，逐渐学会使用新地的方言，不得不放弃旧地方言。三是移民的旧地方言与新地方言相互融合，移民和当地人口相当，相处融洽，他们的语言互相交融、渗透、影响，就会出现融合同化的现象。

方言的形成及演化，人口变迁是主要原因之一。当年山东人以家庭、家族甚至村庄为单位，向东北浩荡迁移，由于人数庞大，所以有充分理由及足够力量保持自己的文化习俗，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说的就是这种文化现象。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非常完整地移植过来，没有改变自己去适应新地的社会风俗，这其中就包括语言。

东北方言与山东方言“并存共用”的词条较多，已经从移民史中找到了答案。今天我们翻阅多种版本的东北方言词典，发现大量的山东方言赫然在场。通过对方言的梳理，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沧桑变迁，一个群体自发迁徙、悲壮求生的命运，以及华夏儿女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

在北方方言中，大连话不属于东北方言，这令人多少有些意外，但细究起来，也可在移民史中看到端倪。

当年大量的山东人坐着船或摇着小舢板从海上直达大连，下了船就在码头做苦工讨生活。大连是历史上山东人“闯关东”的第一站，当年大连有个说法，几乎每个家族都有一个或几个在大连港上班的人。学者周振鹤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这样描述：“山东人多从海路迁入，在大连和营口登陆……‘闯关东’的山东人主要来自旧青州府、登州府和莱州府。他们到达新地后往往是先立一窝棚，窝棚的集合则以同族同姓为基础，宗族制度也就从山东输入东北。”当时，山东人在大连聚拢组成一个特殊的部落——红房子，位于寺儿沟一带，他们自成社区，抱团取暖，这种生存模式使得他们的生活风俗和语言习惯完整地保留下来。若从籍贯看，现代大连人约有80%祖籍山东，两地方言之间的渊源也一目了然。今天的大连话与山东烟台、威海的方言相似，皆属于胶辽官话。

古清音声母入声字今读上声调，这是胶辽官话的标志性特征，也是区别于东北方言的重要标志。

山东半岛在辽东半岛的南边，大连人喊他们“海南丢子”，他们叫大连人“此地巴子”。一个“丢”字，意蕴深刻，隐含着“丢”与“被丢”的双重无奈与无尽辛酸。饱受天灾人祸的肆虐，没法活下去了，不得不丢弃家乡，逃荒向外求生；事实上，也是多灾多难的家乡无可奈何地丢弃了他们。表意上，此“丢”可谓一字千金；构词上，此“丢”更是无字可替。

方言蕴藏着我们的身世和命运，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都被方言不动声色地记载着。“闯关东”既是一段艰苦岁月，也是一个奋斗征程。这场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求生运动，其悲壮苍凉，其激越不屈，又怎一个“丢”字了得？